热评作家龙应台被三联总编炮轰ldq

编者按   日前,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发布长微博,首次就龙应台作品“转会”发表看法,措辞比较强烈,他用“不守游戏规则”、“过河拆桥”、“决绝”等词来形容曾经的合作伙伴龙应台。   从年起,台湾作家龙应台的系列作品开始在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出版,在此之前,她的畅销书作品《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等长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对于此中的变故,双方均保持了沉默。   11月2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在新浪微博发布长微博,首次就龙应台作品“转会”发表看法,措辞比较强烈,他用“不守游戏规则”、“过河拆桥”、“决绝”等词来形容曾经的合作伙伴龙应台。李昕这篇炮轰龙应台“绝决”的长微博,转载自他发表在香港《橙新闻》和《长江文艺》年11月号的文章《“大江大海”的文人记忆》,在这篇长文中,李昕回顾了三联书店合作过的多位台湾作家,比如《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关山夺路》的作者王鼎钧、李敖以及龙应台,其中有大篇幅表达他个人对龙应台“抛弃”三联书店的不满。

  在年前,《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等龙应台作品长期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些作品都位列畅销书行列,仅《目送》就售卖了万册。因此,龙应台作品突然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出乎外界的意料。作为前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的这篇长文,对外透露了龙应台“转会”前后的故事。在李昕看来,他最初以为龙应台离开三联书店,可能是因为三联书店方面没有出版龙应台个人十分看重的《大江大海》。

  而这样的结束,三联方面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李昕用5个“尽管”来表达他个人的不满和愤怒,他写道:“   “尽管,三联帮助她创造了‘人生三书’和《野火集》的销售奇迹,仅《目送》就售卖了万册。这样的业绩,是龙应台此前与其他出版社合作时从未有过的。   尽管,三联出版她的作品,其编辑、设计、印刷、装订等各方面的质量都无可挑剔,在作者服务、稿费结算支付等问题上,也无可指摘。      尽管,三联与她签订的合约中写明,合约到期后,三联方面有优先续约权。      尽管,我从合约到期前一年开始就和她讨论“人生三书”等作品的续约问题,曾写过五封信函,并附“龙应台作品系列”出版策划书,对她作品的整合、改造、升级出版提出了多项建议和承诺。      尽管,我一再写信和打电话表示,为了讨论续约问题,我愿意专程到台湾与她洽谈。甚至年12月,我以一周时间在台北等候与她面晤。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显示了最大的善意和诚意。”   但三联方面的等待是一场空。李昕说:“龙应台没有做任何回应和解释,就单方面决定和三联拜拜。那种绝决,那种反常,那种不近情理,令人诧异,百思不得其解。”   

  《大江大海》后来也没有在新的出版社出版,理想国方面只是复制出版了三联已经出版过的几本书。李昕不无遗憾地在文中表示,“我一直相信,没有人可以比三联给予她的更多。”

龙应台版权代理人王冰回应

  我今天也有看到这篇文章。其中讲到合约一事,与事实是有出入的。因老师在港大时,我有协助她处理个人出版事务。老师彼时确实很希望《大江大海》可以出大陆版,但断不会因此事而产生心结,因当时几家出版社都曾努力过,老师也非常理解大陆的出版情境。

  老师的书在三联出版,据我所知完全是因为三联早期创办人、好朋友董秀玉老师的一力促成,后来的三联副总编辑汪家明老师亦是非常诚恳敦厚的文化人。大家互相信任,在合作上十分愉快。后来三联内部在人员上有了些变化,汪家明老师被调离三联之后,在书的联络方面一直处于混沌期,偶尔有责任编辑会发来电邮询问新书出版事宜,有时财务科也会直接发来信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固定的联络人。据知情朋友告诉老师,在出版方面内地可能有些惯例,作家的书若是畅销,负责的编辑或有相应利润或提成。因此关于龙老师书的出版似乎在出版社内部是有所争执与矛盾的,因此也发生了每次都有不同人士发来电邮询问的混乱情况。

  有很长一段时间,其他出版社包括理想国刘瑞琳女士都一直在争取老师在内地的版权,非常有诚意。尽管如此,老师仍迟迟未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而是在原合约期满后,又以每年签署的方式续签了至少两次(即两年)。当老师年回台履职后,几乎完全没有时间处理个人出版事务。这前后,李昕老师确实发过几封电邮表达长期续约并出版全集的想法。而相关的计划书坦率说是有些空洞的,没有较具体的内容与实施方案,与理想国的提案与诚意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异。任何一个局外人若看到这两封计划书,都不可能会选择前者。当时老师正在最忙碌的时期,本不想做大的变更,因为更换出版社亦会牵涉一系列需要她花时间与精力处理的细节,包括照片提供、再校对与修订等等工作,她其实是没有这份心力的。

  后来李昕老师发来邮件,提及他要到台北参加书展等会议时希望与老师碰面。我亦将电邮转给龙老师在台北的秘书。那段时间应该是老师正处于水深火热之际,没有任何时间处理私人事务,所以应该未有安排到见面。这期间我曾收到李老师的电话和后来的一封电邮(.12.19),言辞上是有些官僚及不大客气的,电话中李老师提及三联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出版社,因此捧红了老师的书,而且有很多作者都排队在等著与他见面。言外之意是对老师已经非常的礼遇与客气了等等。电邮中也提及“您的著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销售业绩,除了您个人和作品本身的影响力以外,与三联的品牌影响力有关。您的作品风格,与三联的出版定位高度契合,可以说,很多读者是因为三联认识了您,当然,他们也因为您认识了三联。我们相信,您在三联会拥有最多的读者。……”

  收到电邮后,老师嘱我与董秀玉老师联络,把实情一一相告,因当初与三联签约是董老师促成,老师很尊重董老师,也珍惜与她的友谊。李昕老师的电邮我也有转发给董老师过目,希望能得到她的理解。

  其实对三联,我们一直抱有很深的敬意。龙老师与董秀玉老师及汪家明老师之间是有很深的信任,在出版上亦感恩她们的倾力帮助,这一点她常提起。合约一事之所以未能延续,我觉得主要是彼时的因缘条件不具足——刚好三联内部人员调整,有些混乱,龙老师与李昕老师之前并未有过很多接触与交往,不具备那种与董老师及汪老师之间的信任,所以最终才会做出转换出版社的决定的。

  以上是我所知并有过参与的部分事实,供您了解。

  敬祝秋安。

学者发声:根本在于法律完善   出版者和作者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口头官司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众多闹上法庭对簿公堂的,关于“出版社欺诈”、“作家跳槽”等等新闻层出不穷,出版工程中的两个关键主体,出版者和作家全都怨声载道。究竟是什么让出版社和作家之间纷争不断?著名学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兴国说:   “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有什么样的法律就有什么样的人,权责关系的不明确。法律保护的不细致和不到位,造就了急功近利的处事态度,而急功近利的态度,必然决定了利益才是影响社会关系的关键”。   利益纠纷、版权纠葛,作家频频跳槽,出版社屡屡侵权,各种负面的新闻出现在出版者和作家之间,这个出版链条中最基础的两个环节,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太多不应该出现的纠结和错乱。   作家们骂出版社瞒骗欺诈,侵害作者利益,出版社骂作家见利忘义,出了名就跳槽。双方各说各话,各有各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权责的问题,李兴国说:“出版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而版权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众多纠纷之中,版权问题最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是现实性的问题。从历史而言,中国是一个没有版权传统的国家,古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说大公无私,一个人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写出来自然就应该共享,不应该以此谋利,倘若卖钱,往往就会被认为势利,连带着连人品也会被否定。现代社会中,虽然已经有了《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等保护创作者权益的法律,但是传统的意识依旧还影响着人们。”   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而来的出版社,有类似观念的并非不存在,李兴国说:“似乎作者要谈权利、讲利益,就是不愿为社会做贡献。这导致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也一直在讲依法治国,但是还是有许多出版社不愿意履行责任,不愿意依法出版,而作者本身,则往往不会保护、或者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作者一稿多投,出版社隐瞒印数等等报道,使得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复杂而又尴尬的矛盾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李兴国说:“还是有法不依,即便有出版社原因依法合作,但他们拟订的合同,往往会有大量的霸王条款,全都是有利于出版社一方的,对作者的权益却极少保护。问题是,作者往往只能签这种合同,要不然作品就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面对这种侵害权益的现象,维权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而且即便维权成功,但整个环境如此,成功的代价太高了,因为这意味着以后可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个作家的书了”。观念决定文化   李兴国说:“这个根本,还是要放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还是要追到法律的层面,依法治国,推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完善和进步。我们处在转型时代,法律难免会不完备,难免会跟不上时代,所以,要积极推动法律的进步,推动人们法律意识的树立”。   尽管出版业的出现已经数百年,但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出版市场的形成时间还很短,特别是在这个整个社会都在转型的时代更是如此。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难免出现,但应该加以重视和警惕,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李兴国说:“法律有漏洞,就会有人钻漏洞,法律有跟不上的地方,就会有混乱的利益诞生,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弥补漏洞,跟上社会发展,以此来缩短磨合期,降低成长的代价”。   好的法律会造就好的社会环境,李兴国说:“首先是观念要跟上,法律意识要建立起来,整个社会都应该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不能说今天为了短期的一点儿钱,把法律破坏了,把文化生产的环境破坏了,那么以后赚什么呢?以后怎么办呢?谁还愿意写?谁还愿意出版?其实是文化,好的观念和意识,会造就好的文化生态,世界上那些文化大国、出版大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出版业的生态只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而文化生态又是社会生态的一部分。最终,好的社会生态,需要好的法律去维护。”   唯有种树,才能得果,李兴国说:“所以要创造一种人人都愿意去种树的环境,只有这样,果子才会越来越多。假如都不想种树,哪里来的果子呢?”

内容来源:综合澎湃网、北京晨报及网络

本期编辑:张瞳、孙嘉靖、张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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