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年）是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史大师和中英文化交流的“人民友好使者”。他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和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出现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马克思-毛泽东学派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归于中国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李约瑟等人认为中国缺少定量管理的人才，算不清实际的土地税收；韦伯觉得新教徒对资本过于痴迷，而儒家传统不看重商业利益。陈教授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为我们解读了其中的原因。

从科学技术史看李约瑟之问

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是不是觉得古代中国向来就比其他文明更加牛逼，只是在明清才开始衰落？实际上中国文明的科技树点的有点歪，只在种田和战争科技等少数领域上一度领先，我们看古代科技史的对比就知道，中国与“外国”相比，差异有点大：

从上图来看，公元前40-公元前15世纪，在农业、青铜器、造船、建筑及数学等方面，巴比伦和埃及的科学技术比中国领先了10-20个世纪，“一位未相遇的玩家已完成了奇观大金字塔.jpg”，而这些技术对欧洲的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前15-公元3世纪，欧洲进入了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在机械、建筑、解剖学、几何学等方面超过了中国，中国则在农业、蚕丝、瓷器、造纸等技术方面领先。公元3-13世纪，中国有关统一的技术遥遥领先，如造纸、指南针、火药等，而欧洲在这个时期发展了建筑与光学，并发明了机械钟。13世纪后，文艺复兴运动，希腊那套理性主义被发扬，逐步产生了日心说等新科学，中国则无大进展。

上一篇读书笔记提到不同的地理环境衍生出不同文化倾向和不同经济结构的文明，西欧偏于冒险和扩张，中国偏于集体保守。而经济结构也对科技体制有重要影响。西欧的航海和殖民活动促使他们很早就开始研究宇宙模型、圆锥曲线等，对东方航路的探求，特别是对经度的计算，使得欧洲要不断发展天文学，对时差的要求促进了机械钟的发明，进而发展力学和精密机械。在中国，海岸是南北走向，导航只要确定维度，抬头看看星星就行。罗盘多用于看风水，宫漏只是装饰，陶瓷制造全靠经验，太复杂无法科学的分析......近代科学在西欧产生的过程中，教会对新生的科学多数情况下会给予奖励，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不少教皇自己也从事商业和贸易。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是牺牲了经济利益来换取帝王的统治，文人术士多为诸侯君主的门客附庸，学术的兴衰完全取决于帝王的好恶和意志，社会重文章轻技术，“巫医乐师百工之流，君子不齿”。

可以说，要产生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方法体系，实在是太过偶然，希腊的理性哲学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也就是藏在博物馆供人瞻仰；教会狠一点，哥白尼-开普勒-牛顿有一环断了，可能地中海都出不去。而古代中国自给自足、重农抑商的社会经济情况，没能发展出这样一套科学体系，太正常不过了。

只有正视中国与西方在科学上的发展差异，以及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方面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才能使我们认清“西方中心论”、“科学必然论”等谎言。中国未来大有可为，而科技进步将是关键，如何提高“科研点数”，充分利用尤里卡，实现弯道超车，又是另一个宏大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