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上海翻译》年第1期转自：译原电子杂志明清科技翻译之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论徐光启和傅兰雅的翻译思想李腾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文章来源]《上海翻译》年第1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晚清日语译才培养机制与中国翻译文学近代化进程关系研究”(编号:18CWW)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资助项目“译者技术传播能力的构成与培养研究”(编号:SM18001)的阶段成果。［收稿日期］-08-13［作者简介］李腾龙，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领域:翻译与比较文化、理论语言学。［摘要］晚明之际的徐光启积极投身于翻译事业，使翻译从宗教殿堂走向现世市井，实现了中国翻译第一次质的变化;清末的傅兰雅在华从事翻译二十八年，孜孜于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并对当时的翻译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理论升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两人是解读中国近代翻译史和思想史的关键人物。本文分别阐释了徐、傅的翻译思想，并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中去比较分析，把握其思想产生的深层原因与历史走向，进而探究明清两代科技翻译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明清科技翻译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以期完善中国译学思想史相关研究，推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深化。［关键词］明清科技翻译;翻译思想;思想史意义;徐光启;傅兰雅［中图分类号］H［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1--、引言“对一个学科进行思想史的深度挖掘和整体梳理是学科发展、成熟的必由之路。”(夏登山，邵有学，:72)徐光启和傅兰雅，一为国人，一为西人，均深处中国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中，都亲自参与了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和校对工作，他们的翻译实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其翻译言论是解读中国翻译史和思想史的草蛇灰线，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界中伏脉千里。“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季羡林，:5)其一便是来自西方历算之学的大水，即梁启超(:10)所谓的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的“明末大公案”。这场大公案的中流砥柱徐光启，不仅亲自参加翻译实践，还制定和推动了中国第一个文化翻译战略，“使中国翻译事业从宗教殿堂走向了国计民生的现世市井”，使“翻译在中国第一次与国民教育、国民经济挂钩”，实现了“中国翻译的第一次质的变化”(刘宓庆，:22)，这种翻译的质的变化一直持续到清末，最终使中国社会亦起了质的变化。西水东注的工程经过清代中期的相对沉寂，于清末再次达到高潮，此时的科技翻译在时间和规模上都远迈明末，然而从事翻译实践的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国人未留下什么译论。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