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图虫创意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ID：gaodngjiaoyuyanjiu），作者：鲍威、田明周、陈得春
基于对美国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华裔海外高端人才的调查，分析影响他们归国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海外高端人才的归国意愿强烈，近七成受访者优先选择回国就业。海外高端人才归国就业的选择呈现集中化特征，意向就业区域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地区，首选就业单位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尤其青睐高学术选拔性院校。海外高端人才的归国意愿受双向推拉作用机制影响，海外国家和地区对华裔科研人员的排斥，国内学术纽带和亲情纽带等社会网络因素增强了他们的回国意愿；但国内在学术发展环境和高校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是阻碍他们回国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海外高端人才；归国意愿；双向推拉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国家间人才竞争升级，高端人才跨国流动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处于学术系统顶端的高端人才具有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建设一流学科和提升高校学术声誉的关键因素。为此，积极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成为当前各国的共同行动，是强化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选择。
海外高端人才深谙国际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体制，拥有广泛且密切的国际学术交流途径，该群体回流并加入高校师资队伍，能显著促进我国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院校组织治理层面制度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的拓展。因此，积极引智，打造拥有国际视野、一流学术竞争力的优质师资队伍，既是我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保障，更是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当然，引智回流不能忽略当下国际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复杂变化。英国脱欧、美国退出WTO等逆全球化行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以及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升级，导致以美国为单一中心的国际秩序遭遇重大挑战，世界呈现多中心化发展趋势。近年来，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不断释放强化国际竞争的信号，大国间的战略博弈空前激化，导致国际社会对爆发冲突的担忧达到冷战结束近30年来的最高程度。［］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美关系下行压力急剧加大，两国间的摩擦逐渐蔓延至学术领域。在全面脱钩的政策趋向之下，美国政府不仅对中美两国学者、高等院校、社会团体的民间交流设置各种障碍［2］，而且对两国间的高科技贸易采取严格管控举措，导致我国高科技发展和学术创新受到巨大冲击。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针对后疫情时代可能出现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和科技竞争进一步激化，我国政府亟须采取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以推进引智回流举措，深化国际学术交流，促进科技创新，从而积极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鉴于此，结合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推动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的现实需求，本研究旨在全面了解海外高端人才的归国就业意愿，分析他们归国就业选择的特征，从多个层面解读海外高端人才归国意愿背后的驱动机制，为未来高等院校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优化海外引智回流平台提供科学依据和针对性建议。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全球学术中心与人才流动格局
有研究基于对-20年汤森路透（ThomsonRutrs）WbofScinc数据库中理工学科期刊论文数据的分析发现，百余年来，全球学术产出在保持指数增长的同时，学术中心也发生了多次空间迁移。［3］全球学术中心发端于古希腊、罗马，但随着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化，德、法、英等国在现代科技发展中取得绝对优势，直至20世纪初期，西欧长期占据全球学术中心的位置。
二战结束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以及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加速，美国后来居上，促使全球学术中心从西欧“西迁”至美国。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欧洲科学体系的重建、亚洲国家高等教育和科研能力的快速发展和提升，特别是日本、韩国、中国相继崛起，全球学术中心出现了“东移”态势。亚洲国家科技水平的强势跃升，加剧了传统的以美国为中心、西欧国家为主体的“一超格局”的解体，全球学术发展的“多中心格局”渐显端倪。［4］
伴随全球学术中心的“西迁、东移”，人才跨国流动图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学历史渊源、学术平台、科研设备、学术期刊等知识交流网络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处于依附性的“边缘”地位。［5］
在此背景下，人才跨国流动呈现从边缘向中心汇聚的单向度空间态势，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人才流失”的困境。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学术中心的空间重构，新兴国家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紧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留学人才选择回国就业，在全球人才跨国流动中“人才回流”甚至“人才环流”的空间特征逐步凸显。［6-7］截至目前，全球人才跨国流动总体呈现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之间人才交流、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回流、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国家流向相对稳定国家等双向、多元化趋势。［8-］
2.人才跨国流动的驱动机制
人才跨国流动的驱动机制是高等教育学界和高校管理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