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龙应台是在年，北大第二教学楼的某个教室里。那一天晚上在二教有两个讲座，一个是龙应台的，另一个是葛剑雄的。两个讲座的教室挨着，到底去听哪一个，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葛剑雄和龙应台的书都是我中学时就熟读的。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给了我不少与中学历史课本不同的视角；而龙应台的《野火集》等文字也让对社会失望的少年有了批判的原动力。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情节，是她带着某些“红色”著作回台湾，台湾海关要她把封面撕掉才能入境。那一天晚上，我最终选择了龙应台，早早地去教室门口排队占位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更加喜欢龙应台，只是我的女朋友并不知道葛剑雄是谁。

那一次龙应台究竟讲了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似乎有个学生对她用欧洲的一套社会秩序来批判中国颇为不满，提出了质疑，她显得有点措手不及。我听了一半的样子就和女朋友撤退了，那天海淀剧院刚刚上映《泰坦尼克号》，如果说葛剑雄败给了龙应台是因为后者更加通俗，那么龙应台败给更加通俗的《泰坦尼克号》，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从那之后，我几乎没有再看过龙应台的书。我自己也到了美国，也去了欧洲，知道国外并不是天堂，中国也没那么糟糕，而且很多问题，并不是制度两个字就可以解决的。我还是会偶尔看看葛剑雄的文章，他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也成为了学者中的网红，不过不少观点还是可以给我以启迪。这大约就是历史学家和流行文人的不同吧。

年我回国，发现90后依然喜欢龙应台。对此我又惊讶又不惊讶。不惊讶，是我知道她那种对中国批判的口吻，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惊讶，是因为20年过去了，她居然还是走着同样的风格。只不过20年前骂台湾，20年后骂大陆。

由于在香港生活的关系，可以常常看到龙应台来香港演讲的新闻。这真的让我无比佩服。我的学问有限，对着大一大二的学生做一场讲座，觉得还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但是让我对着一群成年人甚至是文科教授演讲，我觉得没有这个勇气。对成年人讲人生道理售卖鸡汤，别人也许比你经历得更多；对文科教授们讲历史文化，人家分分钟就可能指出你的漏洞。然而龙应台却有着这样大无畏的勇气。

这样的勇气，应该源于无比的自信和优越感，相信台下的听众比自己要浅薄。这样的优越感在20年前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出国还不那么容易，一个在美国读过书在欧洲生活过的中国人，在国内各种场合吹水，都会受到追捧。这样的优越感在现在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比她看书多行路多的人已经比比皆是了。

那么，她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优越感呢？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从90年代初到现在，书店里杨绛和钱钟书的书总是摆在显眼处。他们的文字好吗？的确不错，但是比他们的同辈人好很多吗？我并不觉得。文学评论家们经常说，有的文学家之所以被人记得，是因为大学文学专业的教材还要求学生读他们；同样，有的作家之所以被人记得，是因为出版商们希望卖他们的文字。

在我看来，龙应台的优越感，就是被她的经纪人团队培养出来的。不停的讲座，不断的新书，这不是一个安心写作的文人能做到的；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需要连续的包装炒作。她必须要显得比别人懂得多看得深，这样她的书才能好卖。

因此，当朋友圈里突然为了她的讲座刷屏时，我并没有着急或是兴奋。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从柴静的某个纪录片到前一阵某个罗姓写手为女儿筹钱的文字，朋友圈的热炒之后必然会有反转。果然不到一天，《南方周末》就发了龙应台就该事件的辩驳。这完全符合连续剧的剧情，任何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不可能在网络刷屏不到12小时内媒体就完成采访并发表采访稿。之前各大网络媒体对该事件的宣传报道，其实不过是为这个访问做一个铺垫。

港人对于《我的祖国》的感情，或是龙应台究竟有没有学问，在我看来都不是这一事件的主题。就好像王宝强在高调婚变之后推出自己的电影一样，在炒作之后龙应台应该也会推出新作，争取在争议中大卖。是的，可悲的是，一个自称有着正义感的文人，也只能靠这样的炒作来保持自己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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