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里，那个叫“英九”的马家男孩文丨龙应台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

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那么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拼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拼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

山岩岩，海深深。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白先勇先生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

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叠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林百里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蛮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马英九年轻时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

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拼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拼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来源：龙应台《大江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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