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祖籍湖南衡东，年出生于台湾，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年12月1日，龙应台发表辞职声明。代表作：《目送》《野火集》《亲爱的安德烈》《百年思索大江大海》。
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龙应台
没有摸过树的皮，闻过花的香，没有走进过大自然，没有穿越过一座古城，没有在清晨逛过市场，那么一个孩子如何能成长呢?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经历和玩耍，说不定比多做几道习题，多背几首诗歌更重要。龙应台说，孩子不会玩，就是缺点。
玩，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说到“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确实是一种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
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我有一个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我觉得他的文学魅力来自他小时的逃学经历——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这给他呈现的是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儿子小的时候，我常带他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
现在，他大了。自己去巴塞罗纳，去看建筑，看雕塑。
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
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
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
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他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
孩子的“离开”是去开展他自己
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
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儿子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儿子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
我知道：和儿子的缘分，在这一生中，将是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他离开，对着他的背影默默挥手。以后，这样的镜头不断重复：儿子上中学，看着他冲进队伍，不再羞怯;儿子到美国留学，在机场看着他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着他回头一瞥，他却头也不回地昂然进了关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儿子正在离开他的朋友们，他正在离开小镇，离开他长大的房子和池塘，他同时也正在离开我。这，是一种永远的离开。
但我明白，儿子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他自己。所谓父母，就是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那些人。
孩子的快乐最重要
我要求儿子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他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他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他的工作在心中有意义，他就有成就感。当儿子的工作给他时间，不剥夺他的生活，他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会给儿子带来快乐。
对我最重要的，不是儿子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孩子带来快乐?
第一，它给他意义，工作不把他绑架，不做工作的俘虏;
第二，它给孩子时间，容许他去充分体验生活。
我不介意儿子是否平庸，但要儿子找到快乐的自己。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
“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千山万水走到最后，我们最终的负责对象，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抓住父母的有效期
孩子在小的时候，父母对他们来说是万能的，是完全可以依靠的。这就是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黄金时期。
等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父母的有效限期就快到了，该说的，该教的，该做的，应该早就都做足了，是到了验收的时候了。这验收的是父母的教育方针，也是孩子对外界的应变能力。
过期后的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10年前来的有效了，要认知收手和承受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黄金时期内帮我的。
乱世修身
我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在全世界看不到的地方，独处的自己可不可以为所欲为？与群体相处的亲与疏、进与退、逆与顺，如何考量？个人相对于国家，责任和义务之间一刀怎么切下？在更宏大的“天下”、“宇宙”之下，个人的位置在哪里？
▍修身启蒙
在台湾成长的我，“修身”课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第一个浮现的是父亲的声音。冬日的清晨天色阴沉，大家都还在被窝里贪恋温暖的时候，他像士兵对军营吹号一样用愉悦得近乎恐怖的声音扯开喉咙大喊：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我的洪荒初始湖南家乡话，就是这几句朱子格言！
挣扎起床以后，昏昏沉沉坐下来吃早饭，他就继续：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出门发现要下雨了，他一定要你带伞，可是带伞，多没气质啊，不要不要，他就说：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当我的小学同学们还把“绸缪”读做“周廖”的时候，我可是清清楚楚知道它该念做“仇谋”。我的修身启蒙，就是这魔音穿脑的朱子格言，毋庸置疑。
等到长高一点了，他开始想跟我谈他的同乡，一个姓曾名国藩的人，但是父亲往往不连名带姓叫他“曾国藩”，他的这个湖南同乡的名字有四个字，叫“曾文正公”。我长高一点了，代表也懂得闪躲了，所以被叫去立正听讲的，通常是身为长子、身负重任的哥哥。曾文正公的修身十二条，对我的影响就小了。
可是，逃得了家长，逃不了学校。身为民国的小孩，第一首修身歌，全都跟身体有关。
卫生第一条，洗手记得牢，饭前大小便后，一定要洗净。
卫生第二条，东西要分清，茶杯碗筷手巾，不借给别人…
卫生第四条，大便要按时，最好每天一次，再也不能少
卫生第五条，手帕记得牢，咳嗽或打喷嚏，蒙着口与鼻…
卫生第七条，常常要洗澡，至少每天一次，能多也更好…
卫生第九条，刷牙记得牢，早晚各刷一次，牙缝要刷到。
《国民生活须知》成为全民的修身守则。很多大陆人到了台湾之后对台湾人温文尔雅的进退举止印象深刻，我就会想起林林总总九十六条《国民生活须知》里的第九条：
举止稳重，步武整齐。乘车搭船，上落莫挤；
先让妇孺，老弱扶持。拾物还主，相识见礼。
喷嚏对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
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鱼贯出入；
莫作吵闹，莫先抢说。约会守时，做事踏实。
当然不能说，台湾人现在的“气质”都来自这些政府推动的修身教育。一九三四年蒋介石一推出新生活运动，胡适就大加批评说，国民素养不可能来自从上而下的宣传运动，它必须植根于总体的经济发展，因此政府的首要责任应该是提升人民的经济水平而后国民素养才会水到渠成。胡适所说的，基本上就描述了几十年以后台湾逐渐发展出来的模式。
我们的时代比从前乱吗？
一八七四年李鸿章的变局描述，其实提醒了我们：
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震撼，并不始于今日。新时代冲撞原有价值秩序而造成迷惘，也不是今天才有。
我们生在怎样一个奇怪的世界！
一面有伟大的进步，一面是无情的摧毁；
一面是精微的知识，一面作残暴的行动；
一面听道德的名词，一面看欺诈的事实…
宗教的势力衰落，道德的藩篱颓毁，权威的影响降低。
旧的信仰式微，新的信仰尚未树立。
在这青黄不接的时代...人趋于彷徨，由彷徨而怀疑，由怀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觉到生命的空虚。
这段话彷彿在描述二零一七的时代情绪，却是曾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一九四二年所写，而他的时代，头上有轰炸机群丢掷炸弹，脚下是炽热冒烟的焦土、肚肠爆裂的尸体。
在命如蝼蚁的乱世中，修身有意义吗？经历了惨烈的重庆轰炸的梁漱溟，或许是一种答案：
……一九四零年五月初旬的一天...我们逃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中心放着一张藤圈椅，问下来知是我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坐着看书的。
那客人鼻架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是梁先生！长袍马褂是国民参政会的礼服。
漫天硝烟中一张安静的藤椅、一袭整齐的礼服，是梁漱溟在展示他修身的淡定——平时如是，战时如是；盛世如是，乱世如是。
▍大解构
但是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挑战，绝对严峻。二零一七年一月发表的二十八国“信任”普查极为忧虑地指出，民主世界里人民对于机构的信任度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全球化和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原有权威结构的崩溃解体——人民不信任总统、不信任国会、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媒体，不信任知识菁英，不信任企业，不信任慈善机构……
信任是治理的基础，基础崩塌，整栋大楼会如何？李鸿章、罗家伦、梁漱溟的时代，知识菁英虽然面对天崩地裂的变局，但是他们可以很笃定地相信，自己是重要的，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然后要给天下带来太平。今天的知识菁英面对的是自身位置的流失。当网络科技把知识话语权的门槛拆掉以后，罗家伦时代读书人的自我期许在网络时代简直变成了“笑话”：
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份子，也是国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的赐予？...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
知识菁英在社会结构里不再具有话语的专有权，这才真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问题是，一方面知识菁英失去了影响社会的权威，另一方面，前瞻长远未来、寻觅问题出路，其实又不能缺少知识菁英，在这样两头不衔接的大解构变局里头，读书人如何找到新的位置，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巨大课题。
时代结构剧变，处理新时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工具，因为原有的，全部不够用了。乱世需要更深刻的自省能力，更开阔的处事哲学，更宏大的未来眼光，这些，初始起点不外乎修身。
生死课
我的孩子朋友们在他们人生的开始就有机会因目睹而理解：花开就是花落的预备，生命就是时序的完成。▍最后的摇篮有一年我到了一个小镇叫吴集，在湘江的支流洣河畔。沿着河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古街，家家户户门檐相衔，老人坐在大门口闭着眼睛晒太阳，花猫从门槛里边探头出来喵喵叫。传统的老屋里头都很暗，但是当我这么一脚高一脚低走过，屋子里有一件东西是看得很清楚的。几乎每一家幽暗的堂屋里都摆着一个庞大的棺材。所有关于死亡的联想顿时浮现，像走路时突然一张大蜘蛛网蒙得你满头满脸。河里有披发的水鬼，山里有跳动的殭尸，树上吊死的人在蹬腿，鬼火在田埂间闪烁，棺材总是在半夜发出指甲抓木板的声音……我在河边一块大石头坐下来，开始检讨自己：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我看到棺材觉得恐怖？屋里若是摆着一个摇篮，我会觉得静谧幸福，而棺材只不过是一个人最后的摇篮，为什么我感受的是恐怖？那坐在棺材前面舒舒服服晒太阳的老头，对棺材的想象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他和他的同代人，只要有一点财力，一过四十岁就赶快为自己买下一口棺材，放在客厅里象征升官发财，如同我们买玫瑰花倾吐爱情、百合花传达纯洁，或者过年时摆出一盆黄澄澄的橘子树，祈求好运。棺材也是他的金融保险，告诉子女，以后他的丧葬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女儿出嫁时，如果负担得起，他甚至可能在嫁妆清单里包括女儿的棺材，豪气地赢得夫家的尊敬。棺材，和珠宝、汽车、房产一样，是辛勤累积的资产；死亡，和出生、结婚一样，是寻常生活的一日。为什么到了我的所谓现代，死亡变成一个可怕的概念，必须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小白花而你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人，美君，从小就骑竹马绕着你外婆的棺材玩耍长大。如果不是在二十四岁时永别了家乡，你很可能在四十岁那一年就为自己买好了棺材，或者二十岁出嫁时就带着自己的棺材走进了夫家。可是你突然变成一个离乡背井的人。离乡背井的意思，原来啊，就是离开了堂屋里父母的棺材，而且从此无墓可扫。你知道我在苗栗读小学时最羡慕的，就是同学常常有机会请假。他们突然消失几天，回来时手臂上别着一朵小小白花。他们“享受”的是丧假——曾祖父死了、曾祖母死了、叔公死了、舅公死了、祖父死了……乡下的孩子活在大家族的网络里。竹林簇拥着三合院，三合院簇拥着晒榖场，晒榖场旁种几株香气甜腻如麦芽糖的含笑树。墙上挂着几代祖先的黑白肖像，井边坐着远远近近的亲戚嗑瓜子聊天。办丧事时，整个村子都活跃起来——大半个村子同一个姓。我知道的是，清明节的时候，伙伴都不找我了，因为他们必须跟着家族去扫墓。有时候，一家一姓的墓从各方涌来几百人祭拜。我不知道的是，这些伙伴们在上一门学校没教而我没机会上的课。在绵密的家族网络中，他们从小就一轮一轮经验亲人的死亡；他们会亲眼看见呼吸的终止，会亲手触摸骨灰罈的花纹，会体验“失去”的细微感觉。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就熟知：在同一个大屋顶下，他们在长智齿，而有人在老，有人在病，有人在死，有人在地下腐化成潮湿的泥土，有人在土里等候七年的捡骨。我的孩子朋友们在他们人生的开始就有机会因目睹而理解：朝菌暮枯，夏虫秋死，花开就是花落的预备，生命就是时序的完成。
▲儿童我的孩子朋友们在他们人生的开始就有机会因目睹而理解：朝菌暮枯，夏虫秋死，花开就是花落的预备，生命就是时序的完成。
▍身教也就是说，因为传承的网络没有断裂，他们有一代又一代的长辈，接力地在给他们进行“身教”：祖父母“老”给他们看，父母伺候长者“孝”给他们看，然后有一天，祖父母“死”给他们看，父母处理丧事“悲欣交集”给他们看。等到老和死轮到他的父母时，他已经是一个修过课的人了。身为难民的女儿，我的家族网、生命链是断裂的，除了父母之外不知有别人。第一次经历死，就是离自己最近的父亲的死，第一次上“老”的课，就是跟着最亲密的你，美君。本地孩子们的生命课得以循序渐进、由远而近地学习，我的课，却是毫无准备的晴天霹雳。而你呢？二十四岁开始流离，你完全错过自己父母的老和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用尽心力挣扎每日的生存，怕是连停下脚步想一下生命的空间都没有。但是这岂不意味着——此刻你自己的“老”，对你是个毫无准备的晴天霹雳？你这一整代的流离者，譬如那些老兵，面对自己的老和死，恐怕都是惊讶而惶恐无措的……而我的课，虽然迟，却已经有你们的身教——父亲教我以“死”，母亲诲我以“老”。安德烈和飞力普目睹外公的死和外婆的老，同时长期旁观我如何对待逐渐失智的你、如何握你的手，他俩倒是循序渐进地在修这门生死课程。▍纱帐我们在缅甸茵乐湖畔一个旅店里，两张古典大床，罩着白色纱帐，外面雨落个不停，我们在各自的帐内，好像国王在享受城堡。安德烈趴在床上看电子书。缅甸白色的纱帐，使我想起台湾的童年，全家人睡在榻榻米上，头上罩着一顶巨大的蚊帐，夜晚的故事都在温柔的帐里絮絮诉说。我问，“你的女朋友现在在哪里？”安德烈休三周的假，他的分配是：一周给妈妈；一周给女友；一周给他的孤独自己。“她在越南，带她妈旅行。”我有点吃惊，“怎么……”我说，“是你们特别，或是，你们这代人都懂得抽时间陪父母旅行？”“我不少朋友都这么做啊。”我突然想到，过几天和安德烈分手以后，飞力普就紧接着从维也纳飞来台北相聚，这么主动殷勤的接力陪伴——我动了疑心，问：“是凑巧吗？”安德烈仍然看著书，不动如山，说，“这个嘛……我们是谈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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