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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徐贲,著名学者,现居美国。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写作领域包括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著有《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等,编有其父的回忆文集《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最新著作《与时俱进的启蒙》于年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采访人:蔡翔、吴轩然、赵雪杉,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林栋、方华康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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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愚昧迷信并非因为没有受过教育,
而是因为只受过某一种教育
学人:“启蒙”作为一个问题最初是怎样进入您的学术视野的?而您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从贬低到重申”的过程?这种转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徐贲:对我来说,形成启蒙的自觉意识,是一个逐渐发展、逐渐明确的过程。转变的起因是应对我所经历的文化事件和看到的一些问题。开始的时候是工作和写作的需要。我在美国大学英语系任教,讲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课程,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和黑色幽默文学、乌托邦和恶托邦文学(anti-utopia),这样的课程本身就有许多包含启蒙意义的人文主题。英语系负责教授各系科学生必修的说理写作,我教授的科目之一便是公共说理,后来我用这部分教学内容写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18讲》。
《与时俱进的启蒙》,徐贲著,上海三联书店年1月版
我还讲授从希腊、罗马到启蒙运动的人文经典阅读,这部分内容后来写成《经典阅读: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我还写过许多时评和文化评论,后来汇编成四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集子,都有启蒙的意味:《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
人文主义的启蒙被歪曲和贬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