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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徐贲，著名学者，现居美国。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写作领域包括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著有《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等，编有其父的回忆文集《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最新著作《与时俱进的启蒙》于年1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采访人：蔡翔、吴轩然、赵雪杉，学人Scholar志愿编辑。林栋、方华康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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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愚昧迷信并非因为没有受过教育，

而是因为只受过某一种教育

学人：“启蒙”作为一个问题最初是怎样进入您的学术视野的？而您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从贬低到重申”的过程？这种转变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徐贲：对我来说，形成启蒙的自觉意识，是一个逐渐发展、逐渐明确的过程。转变的起因是应对我所经历的文化事件和看到的一些问题。开始的时候是工作和写作的需要。我在美国大学英语系任教，讲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课程，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和黑色幽默文学、乌托邦和恶托邦文学（anti-utopia），这样的课程本身就有许多包含启蒙意义的人文主题。英语系负责教授各系科学生必修的说理写作，我教授的科目之一便是公共说理，后来我用这部分教学内容写了《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18讲》。

《与时俱进的启蒙》，徐贲著，上海三联书店年1月版

我还讲授从希腊、罗马到启蒙运动的人文经典阅读，这部分内容后来写成《经典阅读：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我还写过许多时评和文化评论，后来汇编成四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集子，都有启蒙的意味：《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

人文主义的启蒙被歪曲和贬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