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那些较有天分或者父母较有能力的男孩而言，上文法学校是必要的，因为这对他们日后接受大学教育和获得相应的职位有较大的帮助。这类学校既教授精深的雅典文，也教授拉丁文（经常也教授希伯来文），不过，它们一般还是被称为拉丁文法学校。
在新英格兰，拉丁文法学校的学生们跟那些有辅导教师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学习的南方学生一样，在学习一系列必要的文章时，他们必须掌握一定的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文法。假如学校的教师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课本内容又足够的话，他们还要学习一定的地理、历史和基本的算术知识。一般来说，他们在上午学习语法，下午学习阅读，星期五则用来温习和考试，星期六用来写作文，星期日一般做教义问答和宗教练习。
这种日程安排是非常繁重的，不论是对那些最聪明的孩子，还是对那些新教精英的孩子而言都是如此。男孩子到7岁或者8岁的时候，在学会了基本的阅读技能之后，都必须接受这种繁重的训练。完成这样的一整套课程大约需要7年的时间。波士顿拉丁文法学校年春，波士顿官方呼吁，要建立一所“培养和教育他们孩子”的学校。这所文法学校于年开学，它被认为是第一所建立在原英属殖民地的正式“公立”中学。
很显然，这所学校是从英国移植而来的。它处在公共权力的控制之下，因而可以说，它是一所公立学校，但是它又能从公共基金那里获得一些资助，并且地方社区的儿童都能够去就读。与年《去除老魔鬼撒旦法》一样，它同样反映了美洲殖民地的一些领导人支持公立学校的决心和行动。
紧随波士顿拉丁文法学校之后，又建立了哈佛学院。年的秋天，马萨诸塞大法院同意“以英镑的资金来资助一所学校或学院”，法院指定了一个校监委员会来管理“这所新城的学院”。年年底，校监们宣布由纳撒尼尔·伊顿－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一位毕业生来担任学校的“校长”，跟伊顿同船来到这里的还有另外一位伊曼纽尔学院的文学硕士约翰·哈佛。
年夏末，当伊顿刚开始执教时，约翰·哈佛病倒了。年9月临终之前，31岁的哈佛立了一份口头遗嘱，他将自己的本藏书和一半的财产捐给了学院，剩下的财产则留给他的妻子。不久之后，为了纪念他，“这所学院就更名为哈佛学院”，新城也被重新命名为剑桥。
年，哈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了，这9名毕业生全部为男性。当时大法院的领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校友，法院的其他一些成员也是牛津和剑桥各个学院的校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热衷于建立一所学院：这些人都是接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学院和有文化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而现在一切都那么遥远。但是显然，他们建立哈佛学院并不只是为了保存他们自己的智力和文化传统。
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曾经指出的那样：“哈佛学院的建立是绝对有必要的。”他认为，是新教的使命感迫使马萨诸塞湾的领导人建立了一所学院。新教联邦需要有能力的统治者，教会需要有知识的牧师，文明社会也依赖那些有知识、有品位和有文化价值感的人，建立哈佛学院就是为了培养牧师、教师和地方官员－只有这些人才能将文明与野蛮、天堂和地狱分开来。
半途信约由于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建立哈佛学院的这一代人还未谢幕之前，他们的圣约社区的存续就已然成为一个问题。17世纪中期，清教徒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第二代人承认自己不够圣洁。领导者的孩子们对做圣人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忱，领导人才青黄不接。
正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才有了年的“半途信约”，这次宗教政策的调整使得那些圣人的孩子能够在宣布服从之后加入教会、接受洗礼，并许诺说他们在某个合适的时刻也会改变自己。如同清教徒对文化的关切，以及他们对社区学校和哈佛学院的关心一样，半途信约也反映出了清教徒们保存自身信仰的努力，他们期望年轻人复归自己的传统。然而，尽管年长者依然虔诚，年轻人也真挚，但是第一代人所具有的宗教体验、所具备的德行和忠诚都没有很好地得到传承。
在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国，曾经有一段时间神权好像在那里扎根了，但是，查理二世的复辟使得这种可能性很快结束。这样说来，不论是在新英格兰还是在英国，由上帝甄选的人来管理社会的乌托邦梦想都归于失败。这可以归因于文化的不断多元化和世俗化，它带来了宗教的容忍和教权与政权的分离。
信仰复兴运动、宗派主义以及正统的瓦解不论对建立者们而言建立哈佛学院有何等的必要性，他们所要捍卫的那种宗教和文化传统还是太脆弱了。在殖民地时期建立的许多学院，包括耶鲁、普林斯顿都是由人口的增长和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带来的。以耶鲁为例，它始建于年，创立者是一些对哈佛学院极为不满的公理会教友，他们认为哈佛学院在宗教事务上太过包容、太过放任。
科顿·马瑟还是哈佛校监的一员时，就对该校颇为不满，他鼓励伊莱休·耶鲁去纽黑文捐资建立一所新的学院，这样的话，这所学院不仅可以以他的名字命名，还可以践行神父们的信仰。哈佛学院未能做到的事，就由耶鲁接着来做一去坚定地捍卫基督教最纯正和保守的形式。18世纪30-40年代，“大觉醒”运动开始，福音主义者出现了，耶鲁学院对此较为容忍，这又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间接地）导致了普林斯顿的建立。
像乔纳森·爱德华兹和乔治·怀特菲尔德这样的宗教复兴主义者，又重新点燃了已熄灭多年的宗教狂热的余烬。福音教徒认为，生命是无常的，死亡和最终的审判最终会来临，这使得保守的公理会教徒非常尴尬。福音主义者关于地狱和诅咒的想象并不新颖，但是他们所描述的上帝的愤怒却点燃了听众的宗教狂热。
例如在年的一次活动中，乔纳森·爱德华兹曾经向听众描述：“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他警告道：“上帝会把你们带到地狱的深渊折磨你，就好像把一只蜘蛛和令人讨厌的昆虫放到火焰之上，他的愤怒就会像火焰那样炙烤你，他看你不值一文，只配扔到火坑里。”
他这番关于命运的恐怖描述，使得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忏悔并痛哭流涕，决心放弃他们旧有的生活方式。国教师乔治·怀特菲尔德魅力超凡，年他第一次到康涅狄格数布道时，那里仅有名教众，但是一年之后，人数就已经飞升至名，到了40年代中期时，45岁以下的人中每五个就有一个宜称自己“已经获得再生”。随着大觉醒运动的发展，殖民地基督教信徒的人数激增，很快就超过了长老会、浸礼会和卫理公会，而与此同时，英国国教和公理会的影响却日渐衰弱。
大觉醒运动并没有给美洲的新教徒带来和谐和统一，与之相伴的却是新的分裂。教会分成了“旧光派”（代表保守和理性）和“新光派”（代表复兴和狂热）。吉尔伯特·泰内特是一位新光派的牧师，他曾经公开抨击波士顿的名流牧师是“死懒虫”，而公理会的查尔斯·乔西牧师则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他奚落那些狂热主义者“眼睛里只有野蛮，只会扭动腰肢，像疯子一样四处乱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普林斯顿学院成立了。
年建校之初，普林斯顿（最初命名为新泽西学院）的宪章就生动地体现出了那些长老会教徒对耶鲁的不满，他们反对耶鲁的僵化，渴望建立一所更为友好的新学院，希望自身“觉醒”的信仰方式能够被新的学院所接受。在建立普林斯顿的过程中，新光派的长老会教友认为，建立新校的目的应当在于培养有学识的牧师，让他们真正地懂得圣灵的工作。真正的教育也应当让人在灵魂的震动中实现宗教转换，而不只是《圣经》和礼仪的学习。紧随普林斯顿之后，又有一些学院相继成立。
在年的大觉醒运动中，备受鼓舞的公理会教徒在新罕布什尔建立了达特茅斯学院。达特茅斯原由牧师伊利札·威洛克创办，它起初服务于黎巴嫩（Lebanon）地区的印第安人，在移至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之后，它更换了名字，自身的办学任务也有了变化。除达特茅斯外，年，浸礼会教徒在罗得岛也创办了一所学院一这所学院后来更名为布朗大学，此外，在年，荷兰改革派新教徒在新泽西也创办了一所学院，将其命名为皇后学院－它就是后来的鲁杰斯大学。
在独立战争之前，大多数学院都是在相互竞争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也有一些殖民地学院是在相互合作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中最出名的两所就是建于18世纪50年代中期的费城学院和国王学院（分别为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两所“城市”学院中，为了安抚各方，校方试图在学院中任命来自各个教派的老师和校监。因而在费城学院，首席执政长官是英国国教徒，但它的二号长官却是长老会教徒。
尽管国王学院在名义上是一所国教学院，但是学院的章程却规定校董会中应当有四席留给其他教派的牧师。在这些学院中，宗教气氛要缓和得多，其实，类似的情况早就出现过，在查尔斯河畔由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所创立的小学院中就有过这种局面。尽管后来各个学院的办学目的都有所拓展，宗教性质也有所减弱，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成立之初，这些学院都有自身的基本任务一一保存和传递创办者所看重的那些宗教和世俗的知识。
结语
美洲殖民地的学校和学院在办学目的上都较为保守，那些彼此竞争的各个教派和宗教团体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文化观点，他们创办学校和学院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保存和传递这些观点与信念。殖民地的教育机构并没有将孩子们推向新的前沿，而是将他们从前沿往回拉一对父母和老一辈人而言，前沿的变化代表了堕落，预示着衰退。那时的学校和学院，既被用来保存知识，也被用来教授文化，它们的发展既显示了书写文字的力量，也反映了文化的多重用途，更显示出了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所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