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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江南早期越人語言文字研究》書稿第一章《文字》。

1.漢字體系

江南古越人引入金文、周語（上古漢語）作為自己的書面語文之後，並未進一步磨合出本民族母語的文字化方案。古越語始終是一種無文字口語，只在少量用漢字漢音模擬的音譯專有名詞中保留下一些堪稱吉光片羽的語言材料。

以華文華語書寫的《吳越春秋》與《越絕書》二書，其作者至今尚無定論，成書年代眾說紛紜，一般認為系兩漢時期江南本地人所作。此二書詳細記載了吳越地的民族、風俗、歷史與地理，材料翔實，可與地下所得文物互為映證，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史一手資料，研究吳越者必深研此二書。

西漢揚雄所著《方言》蒐集有大量方國的土語表達，其所收吳越地區的眾多詞彙以漢字書寫，散見於全書。其時越國政權甫滅，越民族尚未完全漢化，揚氏當可親耳聆聽江南越音，其所記錄的吳越方言詞多數顯然並非漢語。如“信”字條稱“吳淮汭之間曰展，西甌毒屋黃石野之間曰穆”。此“展（上古音端元切，音tǐan）”與“穆（上古音明覺切，音mǐ??uk）”意為“信（作副詞，誠，洵）”，儻望文生義寧非晦澀難明？毋寧說是以漢字漢音音譯外語詞而已。此書可謂研究古越語以及江東方言詞彙的一座富礦。

滿清時期，樸學興盛，漢語語言學（音韻、訓詁、文字）取得前所未有的進展。晚清會稽人范寅蒐集當時的紹興方言詞彙習語（以漢字書寫），與其子親刻雕版，成《越諺》一書，可謂越中語言文獻的一座里程碑。

同時期或稍後江浙其他地區的字書、諺語歌謠集又不勝枚舉。

越人政權在西漢後期滅亡後，江南越人漸次漢化，僅由南遷的一部——駱越支系——較為完整地保留下越民族的語言文化，成為後世所稱的百越諸民族（范宏貴，），俾今人有幸得窺古越人真實風貌之一斑。

漢代之後，江南越人（包括閩越）漢化太深，其語言已成漢語方言（江東方言），秦廢諸國文字而獨推秦文（小篆、隸書），江南所用文字遂完全跟從中央潮流，通行秦文字（後世所有漢字演變都只是在風格、審美上對秦文字展開的小修小改，商、周、戰國文字竟失傳），再無本土特色。南遷的百越民族則幾乎脫離漢化，逐漸轉變成風俗、言語皆不通中國的“蠻夷”，反而因此形成了與本民族口語相匹配的文字，且種類繁多，形態各異。

布依文

值得一提的是，仍有部分百越民族借用漢字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本民族文字體系，典型者如壯族的壯字（壯族人自稱“生字”）與布依族文字。這兩種文字外觀與書法近似漢字隸書，採用漢字基本構件，以象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的思路造字，用本民族語言的讀音書寫本民族口語，其發展路徑有別於日本漢字（借用漢字而不創造新字），而類似於契丹大字（模仿漢字以創造新字）。據稱，壯字形成於唐代早期（7世紀）。這批民族化的漢字為今人留下了大量寶貴的文史材料。可惜近數十年來官方力推漢語漢文，民族語文不免式微，又為其創造拉丁化拼音文字而廢民族文字，文化遺產遂岌岌可危。

2.婆羅米字母體系

南遷入東南亞後，百越的傣族支系借用印度的婆羅米字母體系（確切地說是其東南亞變體高棉文）創造出了傣文，並因不同方言與地域而演變出七種字體：暹羅傣文（泰文）、瀾滄傣文（老撾文）、蘭納傣文（傣仂文）、越南傣文（傣端文）、南方大傣文（傣繃文）、北方大傣文（新傣那文）與阿薩姆傣文（阿洪文）。據傳，最初的暹羅傣文（泰文）創製於13世紀晚期，創製者為素可泰王朝的蘭甘亨王。

中國境內的傣族主要使用傣仂文（西雙版納傣文）與新傣那文（德宏傣文），少數沿邊地區的傣族亦使用傣繃文與傣端文。中國官方對傣仂文與新傣那文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與統一，為其添加聲調符號，成為現在的西雙版納傣文與德宏傣文。

德宏傣文

婆羅米字母是一種典型的音節文字（主字母表示一個“單輔音+元音a”音節，附加符號置於其上下左右表示元音或複輔音，由左至右橫向書寫），歷史悠久，最初用於書寫印度的吠陀語（古梵語），後隨著印度教與佛教的傳播而廣泛使用於南亞、中亞與東南亞。印度的天城體字母、孟加拉字母、僧伽羅字母、泰米爾字母、泰盧固字母、中亞的佉盧文、吐火羅文、東南亞的緬甸文、傣（泰）文、高棉文、古馬來文、藏族的藏文、蒙古拔思巴文以及朝鮮彥文等都是其變體。中國的佛教藝術通常會使用婆羅米字母（悉曇體）作裝飾。日本的假名字母表（五十音圖）亦借鑒婆羅米字母表設計，縱列、橫行分別按照輔音、元音規整排列。

中國傳統音韻學的反切法也是六朝時期在婆羅米音節文字體系（隨佛教傳入）影響下的直接產物（反切上字對等於婆羅米文的主字母，反切下字對等於婆羅米文的附加符號，兩者結合切出一個確定的音節）。反過來說，婆羅米文其實是一種反切文字，屬於其變體的傣文自然也是一種反切文字。這應該是百越民族最早使用的一種純表音文字。

婆羅米文刻石

3.拉丁字母體系

拉丁字母源於希臘字母，希臘字母則源於腓尼基文字。不同於婆羅米字母、楔形文字、日本假名等音節表音文字，拉丁字母與希臘字母均為音素表音文字。音素文字的每一個字符表示一個特定的音素（音位），多個字母相拼構成一個音節（而不是一個字表示一個音節）。各種語言中的音節量通常較多，而音素（音位）量則十分有限，因此，音素文字的字符數往往少於音節文字（如拉丁文21個字母，而梵文則有60多個基本字母與大量的複合字母），較音節文字更簡單易學。

近代以來，眾多西洋傳教士來華傳教，為學習當地語言以及傳播基督教經典之便，根據各自本國使用的拉丁字母拼讀習慣為所到之處的各侗臺語族語言以及吳語方言設計了各色拉丁化拼寫方案，有些甚至一度在民間得到推廣。如布依族在清代即至少使用過兩種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一種仿照伯格里苗文（傳教士為苗語設計的仿拉丁文字體，沿用至今），一種為18世紀晚期天主教傳教士所創。

吳語方言中，年BenjaminJenkins出版《LessonsintheShanghaiDialect》，使用了一套拉丁化注音方案標註上海話發音（游汝傑，）。又有法國人為19世紀晚期的上海話設計的拉丁化拼音文字並記錄下了大量的口語語篇材料，年成書《土話指南》（錢乃榮，）。丁韙良的《算法開通（S?n-fahK’?-t’ong）》全書使用19世紀晚期的寧波話羅馬字書寫。英國傳教士蘇慧廉（W.E.Soothill，-）在溫州設計羅馬字並推廣20年，年翻譯出版《新約聖書（SangIahSingShi）》並出版數種讚美詩（TsaMiSz）。此類事例不勝枚舉，總體上看，因為江浙人整體文化水平較高，西洋傳教士為江南吳語設計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在推廣度上均不如其為西南少數民族設計的拼音文字，可謂曇花一現。

又晚清以來，西學東漸，百餘年間，漢字拉丁化的呼聲一度甚囂塵上，至有《漢語拼音方案》問世。幸而漢字終未亡於當代，拼音方案僅作注音、教學之用。時代風尚之下，江浙學者多有為其本鄉吳語方言設計拉丁化拼音文字者。如鄭張尚芳（）記載徐賢議於年、鄭家駿於年各自發表《溫州話新文字草案》，楊端毅與鄭嘉琛年合著《永嘉話新文字》，謝用卿於年出版《中國文字拉丁化南方草案》，倪海曙於年出版《拉丁化新文字概論》，趙屬民年油印《甌鰲話拉丁化新文字字母和拼法（草案）》，鄭張祥芳（尚芳）於年編著《溫州話新文字講座》，年溫州速成識字運動設計《溫州區方言注音》等，僅溫州一地即有如此眾多的拉丁化方案問世。

此種拉丁化書寫或者注音的嘗試在整個吳語區至今未絕，而其功能與目的則已轉為吳語文化在民間的搶救與傳承。

同時，官方也為境內的各少數民族設計了拉丁化拼音文字。有些百越民族因此獲得第一種可書寫本民族口語的文字（如侗族、黎族），有些民族則適因此而使本民族原本傳承的文字幾乎失傳（如壯族、布依族）。

壯族新舊文字對照

在學術界，隨著一個多世紀以來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興起與成熟，以漢字書寫並結合國際音標記音（即中國音韻學結合西洋語音學）的文字記錄方式成為吳語研究的一般範式。國際音標（IPA）也是一種音素文字，其字形與思路與拉丁字母相同。趙元任年出版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以現代語言學手段對侗臺語各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與記錄在近數十年也積累了大量的語言資料。

4.其他文字體系

文明後進民族在創製新文字時，為簡便計，通常會引入或創造表音文字（字母文字），如藏族在創製文字之初即派遣留學生去印度學習婆羅米字母，歸國後設計了符合自身音韻特點的音節文字（藏文字母）。南亞、東南亞眾多民族都借鑒婆羅米字母設計出了屬於本民族的字母文字。很少有民族願意從頭設計一套字符數眾多的表意文字。當然，或許是受漢字文化的影響，歷史上確實有部分生活在漢族周邊的民族創造出過不同於漢字的表意文字體系，典型者如納西族的東巴文。在百越民族中，壯族、布依族、水族也曾經使用過獨特的表意文字，其字形類似於某種象形文字，圖形相當寫實（有甚於甲骨文、金文）。這些文字如今面臨失傳的危險。

水族文字水書碑文

布依族古書抄本

西方傳教士也為吳語方言設計過一些拉丁字母體系之外的文字，如美國新教傳教士高第丕（TarletonP.Crawford，-）為上海話設計過一種形體仿照漢字的音節文字（類似於朝鮮彥文）。

美國人高第丕設計的上海話音節文字

近代，國外的表音文字也反過來啟發國人，使其設計出一系列表音文字以書寫母語，江南即不乏其例。如清末瑞安陳虬編著《新字甌文七音鐸》與《甌文音匯》，自創一套仿篆體反切式拼音文字，拼瑞安音。又有清末平陽宋恕擬仿日文假名創造音節文字，拼平陽音。（鄭張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