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皮肤科医院电话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210403/8811367.html
编者按：
西方政治学者是近年才承认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才承认中国于秦汉时期就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国家”，早于欧洲年。“现代国家”意味着要拥有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规模政治体。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本文希望通过对秦汉和罗马两个古老文明的对比分析，增进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促进文明互鉴，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实践。
罗马为什么要以基督教为“国教”？
西罗马帝国最后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罗马帝国晚期，由于本土多神教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罗马社会的享乐之风毫无节制。婚姻家庭制度瓦解，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独身施以重罚，要靠公务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奖励。多神教从宗教变成了娱乐。富人花钱祭神，民众参会取乐，有事求神，无事享受。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东巴勒斯坦，是“渔夫和农人”的朴素宗教。当罗马国家对底层贫民、孤儿寡母、残疾病人不闻不问时，只有基督徒们竭尽全力去养老存孤，去访贫问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点理想追求的精英都开始信基督。许多贵族与富豪不惜辞官去职、散尽家财去追随教会、救济苦难。
多神教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缺一体；基督教却纪律严明，在边远城市和蛮族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军队与宫廷中也发展了大批信徒。他们是上帝之国的兄弟，不是尘世之国的公民。他们拒绝服兵役，拒绝任公职，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
万神殿，位于意大利罗马。始建于公元前27年，为古罗马时期宗教建筑。罗马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缺一体。
对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精神力，罗马起初感到恐惧，进行了年屠杀迫害。公元年，君士坦丁大帝转而怀柔，承认基督教合法。公元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
罗马为什么以基督教为“国教”？有史家说，是为了争取下层民众和平民士兵的支持。还有史家说，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绝对皇权。不管是哪一种，罗马皇帝们的愿望都落空了。
公元年，罗马的北非行省一个罗马官吏家庭，诞生了一个孩子。他接受了纯正的希腊罗马精英教育，最爱维吉尔的史诗与西塞罗的政论，精通新柏拉图主义的慧辩，成年以后在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内当演讲家，私生活也是罗马风格，14岁就和一名底层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当他少年时第一次阅读《圣经》时，因其语言简陋而斥“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多年后再读《圣经》时，他却经历了一个无法言说的“神启时刻”，从此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用已学成的希腊罗马知识，将基督教原始教义发展成包含原罪、神恩、预定论、自由意志等思想的庞大的神学体系。中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神学，都是给奥古斯丁做注脚。
《希波的奥古斯丁》，-，菲利普·德·尚佩尼，布面油画，纵78.7厘米，横62.2厘米，现藏美国加州洛杉矶艺术博物馆，描绘手握羽毛笔与燃烧的心、凝视真理一词的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在极大发展基督教神学的同时强烈批判了罗马文明。
公元年，罗马被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攻破，被洗劫三天三夜。罗马民间认为这是抛弃了本土多神教而信奉外来基督教所遭致的“报应”。奥古斯丁拍案而起，写了《上帝之城》予以驳斥，彻底否定了罗马文明。他说罗马建城的罗慕洛斯杀掉兄弟而得国不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罗马的太阳神、战神和美神没能阻止罗马人道德败坏，也并没有抵挡蛮族入侵，毫无用处。他引用西塞罗《论共和国》，指责罗马从来没有实现正义，从没实现“人民的事业”，因此不是共和国，只是一个“放大的匪帮”。他全盘否定了早期罗马的爱国、节制、审慎、坚忍等美德，认为只有基督教的信、望、爱才是，所有的荣耀应该归于上帝。
《西哥特人入侵罗马》，。描绘公元年8月24日“永恒之城”罗马在西哥特人的进攻下陷落，遭到西哥特人大肆破坏劫掠的场景。
奥古斯丁最后总结说，罗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终的期许是上帝之城。而教会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
“国家之恶”与“国家之善”
奥古斯丁为什么称罗马国家为“匪帮”？考虑到罗马帝国如同“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考虑到长达年乱军分肥的中央政权，考虑到上层精英对于底层人民的抛弃，奥古斯丁用“匪帮”形容晚期罗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看，罗马再不好，也是母国。恨其腐败，难道不应该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家？外族入侵时，难道不应该先投笔从戎捍卫家国，等天下太平后，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么能在尚未尽到改造国家责任之前，就全然抛弃打倒。说到底，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
这是汉朝与罗马又一不同之处。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罗马多神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还是人民，从不认为“国家是非正义的匪帮”。这不是靠说教能达到的，只有在现实中见过“好的国家”，人民才会拥有长久记忆。
一神教在中国很难像在罗马那样发展。因为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以人文理性立国，中华文明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热，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但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要么屠杀镇压，要么全盘接受，而是产生了中国化“禅宗”。
儒家知识精英很难认同宗教大于国家。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脱离人间而存在，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国家有难时，“遁世”才是“非义”，“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因为儒家意识和国家已融为一体。儒家的“教会”就是国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润下，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价值”有着深刻认同。道教一直有着致天下太平之蓝图，佛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功德绝不亚于当一个高僧。
国家观念外还有哲学观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既注重个体也注重整体。但经中世纪一千年的神权压制，导致宗教改革后的“个体意识”反弹到另一个极端，此后的西方哲学执着于“个体意识”和“反抗整体”。中华文明从不曾以宗教立国，没有神权压迫，也没有对个体的执念，所以中国哲学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