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有这样一位中国人曾以中国传统文化征服了整个西方世界，西方无数人以一见他为荣。其中既有俄国皇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样政治家；更有托尔泰、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这样的文学巨匠，就连“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甚至德国、英国的大学将其著作列为哲学必备读物，因而在西方人的眼中，他与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冈仓被奉为“东方三圣哲”，这个人就是辜鸿铭。
也许我们对辜鸿铭的认识仅局限于热剧《觉醒年代》中那个北大讲坛上戴着瓜皮小帽、拖着长辫子、讲授英文诗、架子高的离谱的“怪人”，但又有几人知晓这个怪人拥有着13个博士学位，精通9门外语，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呢？在西方的经历，让辜鸿铭觉得西方文化不过尔尔，他始终相信中华文明才是拯救世界的良方，所以他立志要做一个纯粹的中国人，担负起教化西洋和宣扬中华精神的职责，这才会打扮成这样一个怪样子。
那么，辜鸿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年啊7月18日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祖籍福建同安人。辜家是因何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但据梁实秋先生说：“其先人因辜自悔，以辜为氏，如救氏、赦氏、遣氏之类。”辜鸿铭自己对此也颇为认同。
辜家在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开始到南洋谋生的，开始靠着捕鱼为生。年8月11日，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长赖特打着英国的国旗将该岛占为己有并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辜礼欢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向其致意，得到了赖特的认可，成为首任“甲必丹”，辜家就此成为当地的贵族。
辜礼欢在年逝世后，留下八个儿子皆在当地颇有名望，其中辜国材曾协助东印度公司开辟了新加坡自由港；辜安平回国学习国术，后进士及第成为林则徐的部下；辜龙池在当地政府任职，工作颇有建树，获得拿都勋衔，其子辜紫云因为人勤劳，忠厚诚实，深的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被委任为尼蒙橡胶园的负责人，辜紫云就是辜鸿铭的父亲。
辜鸿铭就出生于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他是辜紫云的第二个儿子，其母亲是一个西洋人，所以辜鸿铭出生后就有了一些西洋人的特征，如大眼睛、高鼻梁、深眼窝等，因而备受布朗夫妇的喜爱，就把他收为义子。从这些情况看来，辜鸿铭的家庭条件无疑是优越的。
但此时的马来亚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一，这些不远万里而来的殖民者总是在当地土著和华人间挑起矛盾，拉拢利用其中一方打击另一方，玩弄着卑鄙的手段。
辜家成员虽然在英国人的手下干的不错，待遇也尚可，可他们骨子里有着中国人特有着敏锐的审时度势的能力，他们看透了洋人的花招，但却又无能为力。
辜鸿铭就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在他敏锐的心灵里，这里虽然华人众多，可一切却是洋人说了算，尽管父亲经常领着他跪拜祖先时教育他道：“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千万别忘了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但他却始终对“祖国”的印象朦朦胧胧，对于这时的他而言，这是一个严肃而又深奥的问题，由于年龄的限制，自然无法将国与家理解的如同父亲那般透彻。
但辜鸿铭也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发现父亲口中的东方思维逻辑与母亲以及义父布朗西方那一套却是天差地别，这又是为何呢？他苦苦追寻着这个答案。
年，布朗夫妇已经厌倦了马来亚的生活，他们准备回祖国苏格兰。在走之前，布朗有个想法，就是想带着从小聪明伶俐的辜鸿铭同去苏格兰，让他接受正统、全面的欧式教育，他们将这个决定告诉了辜紫云。
辜紫云自然是喜不自胜，同意了布朗夫妇的建议，就这样，年方十三的辜鸿铭就要随同义父布朗先生前往英国，开始他在欧洲的游学生涯。走之前，父亲辜紫云再次将他叫到祖先牌位前，郑重告诫他道：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另外还有两件事，第一，你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
辜鸿铭似懂非懂，但却牢记于心。
年，辜鸿铭随着义父布朗到达了苏格兰爱丁堡，在这里布朗先生给他规划了西方教育“三件套”，布朗先生对他说：“孩子，你的祖国正被放到砧板上，而侵略者正举起屠刀，预备分而食之。我如果有你的天赋，我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中国，拯救人类。我希望你学通东西，担负起富国强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所以我要教你文学，学好语言，然后安排你去德国学习科学知识，最后到法国学习优雅的法语和世故人情。”
年少的辜鸿铭接受了布朗先生的安排，从背诵《失乐园》开始，系统地学习英文和德语。五年后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布朗先生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并在不久之后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
带着对真理的思索和迷惑，辜鸿铭见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导师卡莱尔。
卡莱尔是一个思想极为复杂的人。他早年间倾向于反帝反封建，曾写下了著名的《法国革命史》，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歌颂。但是在大革命之后，当愤怒的人民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之后，卡莱尔认为法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且随着这股革命浪潮的传播，其影响越过法国成为整个欧洲的历史趋势，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蔓延，而这却是卡莱尔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又写了一部著名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来强调“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希望借助于英雄的崇拜来巩固社会秩序，从而达到吹捧君主制度的目的，这与其之前的思想截然不同。
卡莱尔的这种矛盾思想被辜鸿铭全盘接受，定型了他的思想，这也是他日后既敢骂慈禧太后在寿诞上的奢靡浪费却又在“义和团运动”中极力赞扬其“雄才大略”的主要原因。
同时卡莱尔的关于“国民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论述也对辜鸿铭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的卡莱尔和柏克等人对现代化社会的结果产生了文化忧患危机意识，当时不少人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认识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他们通过中国几千年社会独有的稳定性以及中国人的优雅、文明、谦逊好礼以理性的标准分析出：中华文明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在卡莱尔的影响下，辜鸿铭显然也接受了这种思想，所以他在一生中一直以中华文明代言人自居，用英文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用德文嘲笑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更是赤裸裸地骂美国人“没有文化”，而他对西方这些批判，居然成为西方奉为圭臬的真理。
年，辜鸿铭以魁首的名次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布朗先生开始实施了他第二部计划——去德国学习科学。
二十出头的辜鸿铭怀着激动之情来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因为有着良好的功底，勤奋苦学的辜鸿铭只用了一年便获得了土木工程的学位，在学习之余，他还深入考察了德国的社会状况，并写下不少有关德国政治的论述。当日后的蔡元培来到这里求学时，辜鸿铭的名声在德国已经是如日中天，俨然是东方文化的发言人，所谓的日本、印度学者在辜鸿铭面前只是一个笑话。
完成莱比锡大学的学业后，布朗先生迅速通知他赶到巴黎，学习法语和西方上流社会的人情世故。
辜鸿铭来到巴黎时，卡莱尔笔下那个《法国革命史》的巴黎已经荡然无存，他一边在巴黎大学学习，一边冷眼旁观法国这些高官、政客们的逸事丑态以及法国迷茫一代的颓废诗人，由此辜鸿铭对西方所谓的科学充满了悲观失望，但他的导师纳尔逊却是如此劝导他的：
你对科学悲观失望，感慨没有真理，要知道科学现在还年轻，将来必然会有着理想的成果。你认为科学越进步，战争越残酷，那是科学误用之过。要知道你们中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巴黎学习已经对你没有任何帮助了，当今欧美之学，目前不足你国效法，如果想救你的祖国，你必须回国找一条新路子。
辜鸿铭听从师命，收拾行囊准备回国，这时的他已经在西方颇有名气，所谓的国王、将军、总督、车夫、乞丐都被他用犀利的语言评点过，成为著名的“金脸罩铁嘴皮”。
娶妻中华，纳妾东洋，仕在北洋
阔别家人11年后，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辜鸿铭回到了槟榔屿，此时他的父亲已埋骨黄土，似乎辜紫云当年说的话离自己越来越远，只见他口叼香烟，风度翩翩，满口英文、德文、拉丁文等等，彻底变成一个自己曾经痛恨的法国士绅的派头。
然而，正是这个“假洋鬼子”的身份，使他在新加坡遇到了“知己”马建忠。马建忠是清朝中后期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是最早一批可以谈论中外古今、汇通中西的新式才子，辜鸿铭听闻其在国内是大儒，又是从法国留学归来人士，便前去拜会。
这次的好奇心，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在见到这个长袍马褂，身穿清朝官服的马建忠后，他规规矩矩地自报家门：“鄙人辜鸿铭，生在南洋，求学西洋，虽身为华夏子孙，却未履中土，不识故国衣冠，今听说先生借道回国，特来拜望。”
马建忠让他落座以后便叙谈起来。言谈间马建忠见这位青年思维敏捷，逻辑无双，但对国学颇有向往之心，便指出他作为华夏子民，不应只懂洋人学问，还应该了解学习自己的民族文化。辜鸿铭也甚为认同，便求教于马建忠。
这是一次记载于史册的谈话，幸而被辜鸿铭事后记载下来，马建忠原话要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洋洋大观，铸其精髓的不外儒道两家，首先抓住这两大经络，弄通之后便能触类旁通。最切实的方法，就是直接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做一名中国百姓。只要化作中华文化中的一滴水，便是中华文化一分子。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傲立于世，垂数千年而不衰，端在于其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中华文化的世界中，虽有地域的差异，却改变不了他们共同的文化信仰，正是这样汉字才能在各地域、方言、种族之上紧密交流。也正得益于这种文化传承，中国几千年来的政府一直保持高效率，使他不至于步埃及、希腊、罗马的后尘而消亡。儒家的精义——礼义廉耻则使得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彬彬有礼。中国人生活的日常无不阐述着一种思想——和谐，这是道家的精髓，他们在劳作、娱乐、论道、书法绘画、饮食、服饰等等，无不刻意追求却又达到妙造自然，而这样的思想只体现出中国人体悟人生的乐趣，绝不会狂妄地设想自己去主宰世界，这与西方哲学思想是俨然相反的……然而，儒道两家又不是不能相通融的，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儒家的坚强忠义，所谓君子自强不息，生活中又要有道家的闲适和谐……
辜鸿铭听得入迷，越听越感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由地向马建忠请教更多问题。就这样二人一见如故，废寝忘食长谈竟达三天之久。马建忠离开新加坡时，对他说了中国现状，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诸国仗着科技先进在中国为所欲为他们这些留学生之所以留学，就是想从西洋的角度来看看中国到底什么地方落后了，然后想办法改进，从而使中国老而弥坚，自立于世，并邀请辜鸿铭回到国家，报效祖国。
辜鸿铭深受启发，在马建忠走后便辞去英国殖民地的公职，返回槟榔屿认真研读起儒家典籍来。
但是离开了中国这个大环境来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搭建空中楼阁，于是他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先做中国人，再娶中国妻子，最后再研究中国学问。
于是在年，辜鸿铭随着英国人马哈的探险队来到中国，第一站先到了香港。这时的香港，已经被英国殖民40余年，但是这里人员构成却依然是以中国人为主，在这样一个洋人与中国人共存的地方，辜鸿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驻足于此，先探索融入怎样做一个中国人。
在香港，辜鸿铭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的古典书籍，他感慨道：“道在是矣！”
在这里，辜鸿铭结识了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此人非常欣赏其才华，觉得当前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这样的大才不应该被埋没，所以杨玉书找到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通过他向张之洞推荐了辜鸿铭，从此的辜鸿铭才算有了一个发展的平台。
就在这里，辜鸿铭遇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中国古典女人——淑姑，初见第一面，看到这个女子“坐不动膝，立不摇裙，笑不露齿，怒不伤人”，这样的女子恰恰就是中国传统的贤妻的形象，所以辜鸿铭很快下聘将其娶为妻子。
辜鸿铭曾这样总结自己：我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忠君，二是风流。所以，辜鸿铭之风流从不掩饰，他既像魏晋的风流名士，又有着西方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很快就将纳妾提上日程。
年，辜鸿铭随着张之洞到汉口公干，认识了侨居武汉的日本大阪姑娘吉田贞子，这个姑娘了却了辜鸿铭的纳妾心愿。
辜鸿铭对于纳妾还有一套歪理邪说，这也成为他的诟病经常被抨击。他对身边人说：“男人就像茶壶，女人呢？好比茶杯，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天经地义。”对于此言论，当时的《申报》引用潘金莲的话回击他道：“女人就像汤碗，男人犹如汤勺，一只汤碗，当然就该多配几只汤勺！”辜鸿铭看到后，笑着对身边人说：“难道某人没见过汽车吗？汽车四只轮胎，备着几套打气筒？”
关于辜鸿铭之风流，市面上还流传着两则小故事。
共和后，辜鸿铭做了袁世凯政府的议员，有一次袁世凯为了通过一项决议便对议员们发了一笔“出席费”，他向来最鄙视的就是袁世凯，于是拿着这笔钱到北京“八大胡同”一站，对着这里的女子们说：“凡唱名一次，即可得大洋一块！”直到银元散光，他才扬长而去，大叫痛快万分。
又有一次“安福系”当权时，部分参议院需要投票选举，凡有博士头衔者皆可投票，于是便有人找到辜鸿铭，希望投自己一票。辜鸿铭直接回道：“我博士证书早烧了！”对方说：“谁不知道您有13个博士头衔，您老前去，不用文凭！”辜鸿铭心生鄙夷便出价道：“大洋！”最后与来人讨价还价后，最后以大洋应下此事。不料，辜鸿铭拿到钱后，立马去天津将这大洋全花在了花魁“一枝花”身上。对方上来兴师问罪时，辜鸿铭大骂道：“瞎了你的狗眼，敢拿钱来买我！”对方见辜鸿铭真的生了气，吓得狼狈而逃。
对于自己的风流，辜鸿铭得意洋洋地说道：“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真头陀。”
自古少年多轻狂，不曾轻狂枉少年。一个“狂”字既是不同凡响，也是恃才傲物，而辜鸿铭之“狂”，却是“恃才报国”。年，在杨汝澍的推荐下，辜鸿铭进入了张之洞的幕府，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幕僚生涯。
可以说，辜鸿铭在张之洞麾下见证了大清朝的没落，他在这里经历了“中法战争”的憋屈；也支持了张之洞的“洋务运动”；甚至还亲自出面劝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取消条约中的苛刻条款；更是经历了“戊戌变法”的阵痛；同时也见证了大清帝国的落幕……这些对辜鸿铭这样一个传统文人而言，不啻于一刀又一刀割在心口上，让他无比心痛。
辜鸿铭痛的是这个国家，并非是爱新觉罗的大清王朝。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他一直都是一个“带刺”之人，如年慈禧太后寿诞时，别人都是歌功颂德，辜鸿铭却堂而皇之的吟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此言一出，总督府满堂皆惊，听者无不变色，但辜鸿铭却面不改色，仍然坐下喝酒吃肉。再如后来袁世凯当权，辜鸿铭骂道：“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
辜鸿铭之“刺”，扎太后、扎官吏，甚至连洋人的也不放过。伊藤博文拜访他时，诘难道：“你精通西洋文史，游遍欧洲，难道不了解数千年前的孔子之道，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吗？”辜鸿铭看不上他这种盛气凌人，斥责道：“孔子之道乃贯通古今的大道理，恰如数学，千年前是三三如九，到如今仍然是三三如九。贵国没有孔子之教，单凭洋人的东西，岂能到了今天？”伊藤博文被驳得哑口无言，只能尴尬地默认。
“武昌起义”后，满清贵族纷纷逃出北京，到洋人租界避难，辜鸿铭写诗讽刺道：“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一篇文章并投稿在《字林西报》上，在文中，他表达了对革命军的不满，毫不隐晦地称“辛亥革命是一场暴乱。”
他的愤怒，源于他内心对革命的担忧，他深知孙中山、黄兴等人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之流完全不同，这些新兴的革命者脑袋里面装的，全部是西方那一套。而西方的繁荣是暂时建立在殖民基础上的，而且平民百姓根本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可言。辜鸿铭认为暴力推翻大清朝，意味着就要暴力推翻中国传统文化，而这恰恰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有责任来遏制这样的革命，所以他才会写出那样一篇文章。但他始终没有想到，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始终还是要来。
年1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了退位诏书，这不是王朝推翻王朝，而是制度推翻制度，至此，从秦始皇开始延续至今的封建王朝彻底覆灭。
这时的辜鸿铭正在沈增植的上海家中作客。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口不能言，老半天才嚎了一嗓子，起身向北而跪，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作为大清恩科的文科进士，辜鸿铭还没来得及好好报效朝廷，朝廷就没了，这怎么能不伤心。一时间，他觉得脑子后面的辫子，从未如此沉重过。
于是他公开发表文章称：“袁世凯毁弃中国民族之忠义，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忠于清室，非仅忠于世受皇恩之王至——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忠于中国之文明”自此成为辜鸿铭一生的宗旨，他以超乎常人的顽固坚决奉行儒教，更是成为他余生的责任。
北大讲学，与新文化的碰撞
北京朝阳门外的椿树胡同十八号，离紫禁城很近，这是漂泊了半生的辜鸿铭的居所，虽然再无天子，但辜鸿铭在这里却还在体味大清朝往日的荣光，沉寂在往昔的辉煌中。他不仅沉迷于各种古老的典籍，对这个古老文明的一切都爱护备至，甚至连纳妾、缠足、长袍马褂、辫子等等这些历史的糟粕也让他津津乐道。
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刚从德国回来的蔡元培决定将这座学府办成兼容并蓄，专门研究学问的场所，他在就职演讲中表明了自己对于办学的三个原则：抱定宗旨、砥砺前行、敬爱师友。
另外参照德国的大学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聘请了一批有真学问的教师队伍，一时间北大人才汇聚，有强调“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也有黄侃、刘师培、黄杰、刘文典、陈介石等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辜鸿铭也在被邀请之列，授的课程为英文诗。
第一天上课，辜鸿铭仍然头顶红节瓜皮小帽，身上一套长袍马褂，脚蹬双梁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更为扎眼的是是他那根大辫子。学生们在中国最高学府看到如此一位古董级人物，有些目瞪口呆，根本不相信这么一位人物会教英文诗。
然而辜鸿铭面对学生们目瞪口呆的表情却似乎很享受，他将辫子朝后一抛，随手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以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等数门外语开始讲起了英文诗，好好给学生们上了一课。在最后，他告诫学生们说：
不管学哪里的诗，必须要深通文以载道的道理。我们中国人最懂做人的道理，所以诗文特别发达，但为何我们还要学习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教授英文诗，是从中国传统文学开始的。他将《三字经》、《千字文》、《诗经》等翻译成琅琅上口的英文，让学生们吟诵，又将英文诗翻译成优美的汉诗，这一切让学生们兴趣大开，辜鸿铭授课，从来不用书本，他往往信手拈来，随口而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学生们对辜鸿铭的喜爱，甚至一度压过风头最劲的胡适。
总之，辜鸿铭教英文诗的目的，并不是使学生们了解英国文化的优秀，恰恰相反，他是在授课过程中不断影响学生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中国的价值观，树立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以此来佐证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更为优秀。
辜鸿铭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西方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证明了西方文明鼓吹的和平、民主彻底破产，西方社会的危机，正影响着西方人民的价值观。而辜鸿铭却更加确信只有中国礼教传承可以拯救世界文明。
但是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以胡适为首欧美留学的归国学生们，完全沉浸于西方文化之中，他们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而年轻的学生们则是接受新思维最积极的力量，如果再没有人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极有可能中华文明会断绝传承。所以他一边影响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一边又对新文化的领袖陈独秀、胡适等人毫不留情地批评。
有一次辜鸿铭路过课堂，听到胡适正给学生们讲哲学，他驻足听课一会便怒气冲冲地走开，同行之人问其原因，他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何物小子，既不懂德语，又不会拉丁文，擅讲哲学，胡不自量力如此？”
其实私下里辜鸿铭与胡适还是私交不错的，但一涉及文化问题的不同观点辜鸿铭绝不稍宽假。
陈独秀在《新青年》明确表示拥护民主，反对封建礼制，拥护科学，反对国粹的主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奇怪的是，辜鸿铭对此却始终一言不发，保持了一个冷静的态度。
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的三次主要论战中，辜鸿铭都被当做了靶子。第一次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战，辜鸿铭被夹在中间，以封建余孽代表被抨击；第二次蔡元培与林纾之争，演变到后来辜鸿铭还是最终被扣上“复辟论者”的帽子；第三次胡适直接向辜鸿铭开炮，也看准了他这个传统文化守护者的身份。
然而，漫长的论战过程中，辜鸿铭只公开发表文章骂过一次人，那就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此时的辜鸿铭其实正值矛盾之时，他热爱中国文化，也热爱中国，更热爱他的学生们，他想维护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不被西方文明同化，几千年来的文化精神、伦理规范不至于解体，所以面对学生们越来越排斥他时，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所以才会表现出如此可怕的情绪。
在当他成为众矢之的被抨击时，辜鸿铭却没有丝毫反驳，他甚至还收拾精神写了篇《没有文化的美国》发表在了《纽约时报》上，文中辜鸿铭继续依他那尖酸刻薄的语气称美国除了爱伦.坡的一句诗外，再也没有其他文化可言。
所以说“新文化运动”中的辜鸿铭是孤单寂寞的，当时的国人无法理解他的种种怪异行为。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辜鸿铭却有了一批同道之人，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吴宓等大师们，看到西方文化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尊严，所以他们先后投入到守护中国文化的阵营中。
年1月17日，蔡元培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跟着离开北大，群英荟萃的“北大教师天团”就此解散。辞职以后的辜鸿铭生活无着，先是做了一阵子报馆编辑，紧接着受日本邀请去日本讲学。
他在日本的演讲引起了巨大轰动，其大意为：西洋人言性本恶，因为性恶，所以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变成世界大战，成为人类浩劫；中国人说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物欲引诱，主张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日本今后，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千万不能学欧洲军国主义，扰乱东亚。
这也许是辜鸿铭最后一次的高光时刻。他赴日三年，四方演讲，尽管得到日本各界的高度欢迎，但日本虽好，毕竟不是家乡，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在年秋离开日本，回到阔别三年的祖国。
在北京期间，张作霖邀请其前去东北任职，被断然拒绝；张宗昌委任他为山东大学校长，但因病未能成行。
年3月底，辜鸿铭突然高烧不下，接着又是咳嗽连连，遍请京城中西医医治，但却成效寥寥，但辜鸿铭却仍谈笑自如，视生死如儿戏。年4月30日，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犹在给学生讲解儒学，讲至一半，突然吐血不止，大吼一声离开了这个爱之深、忧之切的人世。
辜鸿铭的身后事极为萧条，虽说溥仪特意派人致祭并赐谥“唐公”，但由于继室在其去世后的第一时间便席卷家中钱财不辞而别，所以家中无力为其举行葬礼，灵柩居然一直停在法华寺。一直到5月19日，辜鸿铭的小女儿婀娜多方奔走，求到不少昔日弟子头上，这才开始殡葬。期间有弟子某人觊觎师妹美色，威逼利诱，以至于婀娜为父殡葬之后受刺激之下竟成了不识寒暑的疯癫之人，一代大师的后代竟然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令人唏嘘万分。
结语
比辜鸿铭更早殉道的是王国维，年6月，王国维留下一纸遗书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正衣冠，投昆明湖而死。而辜鸿铭却守着那条辫子也追寻先贤而去，他这条辫子留的不容易，既是别人嘲讽辱骂的对象，更是成为“保皇党”、“守旧派”的象征，如今他这一去倒是国中无辫了，难怪他常自诩为“大清朝最后一根辫子”。
纵观辜鸿铭的一生，尽管有着诸多成就，爱中国也更爱中国文化，但将守护传承寄希望于被历史淘汰的皇权上，这难免是悖时代而行，注定其结果是悲剧性的。要知道文化的交流是双向性的，在历史发展中文化的引进和输出都不可或缺，去其精髓去其糟粕才是文化引进或输出的核心所在。辜鸿铭的理论，往往是将文明的残渣当救世灵药端了出来，这就免不了被有识之士抨击，这也是注定的！
参考资料：《狂儒怪杰辜鸿铭》、《傲世的怪杰辜鸿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