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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年静图/左凌劼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改变了所有人以往过年走亲串友的习惯，不得不宅在家里。对我们爱好读书写作的人，这倒是一个静心阅读思考的良机。我正好把自己这些年的读书生活做了个梳理与小结，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成长进步离不开书的陪伴、启迪和提升。书籍，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在黑暗的世界里散发出明亮的曙光，让你在知识的海洋里探求真理，让你在智慧的天空中尽情地翱翔，教我们去品味真正的人生……

正如高尔基所说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我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医生，他们的父辈都是朴实的农民，没有书香的熏陶，但他们都通过努力读书上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一个小乡村的普通农民，走进县城，成为国家干部，有了自己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直至安度晚年。

我出生在依山傍水的小县城——石泉，童年是在县武装部的四合院里度过的，武装部的斜对面就是体育场，体育场的对面就是县文化馆，记忆中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整天不是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们疯跑，就是到体育场练武术，最开心还是到县文化馆看小人书。

当年，县文化馆的小人书特别多，有一间房子放满了画面生动的小人书。那时的我也就五、六岁，识字不多，只看个热闹，唯有《西游记》里生动的人物造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开始自主读书，大概也是小学三年级之后了，除了课本，看的最多的就是《故事会》和《郑渊洁童话故事》。初中开始读期刊杂志《读者》，因为是自已所欣赏的一位语文老师推荐的，一读就是十几年，然后就是《红楼梦》，那是家中书柜放的唯一一部我感性趣的文学书；高中读了不少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唯一的一部世界名著《基督山伯爵》；中学毕业后考入财校，课余读了《飘》《三个火枪手》等不多的几本课外书。

年从财校毕业，医院做财务工作。此后相继结婚成家，有了儿子，业余时间越来越少。那几年除了日常本职工作外，其他时间基本都用在自学和考试上了。那时读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实用性。一是与工作有关的业务书，二是做母亲需要了解的育儿书，看的最多的就是和考试相关的专业书。

真正开始读文史类的书和业余写作应该是年调到汉滨区文化馆工作之后。迄今十余年阅读的书籍应该超过百本，参与编辑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也不少于二十本。这十多年我的读书量增加，欣赏水平提高，并能够写一些文章，和工作中遇到的贵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初到馆里，馆长蒋典军安排我和馆里文学编辑洪妍老师一个办公室，他们是我调到文化馆之后最早引导我阅读和写作的两个贵人。汉滨区文化馆有编辑出版群文期刊的传统，当时馆里正准备编辑出版《时光》(后更名为《香溪》)，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编辑工作。我发表的第一则消息、第一篇文章，写的第一份文化馆工作总结，都是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由于馆办期刊的征稿、发送，以及后来负责馆内作家文库的管理。我相继认识了丁文、周邦基、张虹、李大斌、李焕龙、周长圆……一大批安康本土作家。也因此阅读了不少安康作者自著自编的本土文化书籍，如：《安康造型艺术》《安康龙舟文化》《安康民间文学选辑》等等，都对我工作的开展有不小的促进作用。其中，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应该是刘勇先老师。我和刘老师结缘于市图书馆的地方志资料室，年我到陕西省艺术馆学习了民间剪纸后，对民间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安康就想写一篇关于安康民间手工艺方面的文章。于是，就到安康市图书馆去查找相关的资料，在那里碰到了我工作中阅读和写作的第三个贵人——刘勇先老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获奖论文《浅论我区民间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这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我顺利通过中级职称的评审，和《安康文化》编辑部结缘，并在年12月有幸参加了中国民协在西安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那里认识了苑利、王勇超、付功振、张志春等一批研究民间文化的学者，也和同去参会的安康民俗文化学者巫其祥先生、安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曾德强先生、安康学院教授、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姚维荣老师，结下了忘年之交，为我今后选择从事非遗保护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之后，又在刘勇先老师的带领下，相继完成了《安康民俗藏宝》《安康古代教育史略》等专著的编辑和出版。初识时才六十有余，现已八十高龄的刘老师已公开出版10本计万字的地域文化专著，每天仍坚持8小时以上的读书、写作。他每每见到我，都不忘鼓励我多读书，多作笔记，多积累资料，多写作，特别是写地域文化方面的文章，要多查史料，多实地考查，做研究，记录要真实有据，不要给后人留下错误的信息。

儿子上学后，孩子的教育成为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