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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高度发达，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发源于7世纪，在10到12世纪发展到顶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几个世纪以来，波斯、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的文献经由阿拉伯学者们的翻译，源源不断地流入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宝库。

《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一书曾对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如下描述：“不得不承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曾受过它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欧洲人还在野蛮的深渊里挣扎的时候，阿拉伯人的文明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是阿拉伯人点燃了文明之火，照亮了欧洲黑暗的走廊。”

地理学：阿拉伯古代典籍中的明珠

中世纪阿拉伯人对科学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化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在地理学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对于欧洲乃至世界地理学得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花剌子密的《地形学》，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伊斯泰赫里的《省道图志》，伊本·胡尔达兹卜的《道里邦国志》，伊德里西的《云游者的娱乐》《洛吉二之书》，雅古特的《地名辞典》，麦斯欧迪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不仅在当时是记述范围最广的地理著作，还保留了大量天文、数学、气象、地质地貌知识，为发轫于欧洲的现代地理科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阿拉伯地理学古籍

地理学在中世纪阿拉伯并未形成专门学科，而是一个庞杂的学术体系。俄国学者克拉奇可夫斯基对阿拉伯地理学文献作过如下分类：地名辞典学、道路版图学、游记学、地区趣闻学。这些文献的作者包括帝国的行政官员、学者、商人、旅行者，视角和内容极其丰富。

阿拉伯地理学的兴起离不开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阿拉伯世界位处欧亚大陆的中段，西衔地中海，南临印度洋，可以接触到各个文明并加以记述；大规模的军事征服缔造了横跨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帝国行军、邮驿、税收系统的维系皆赖于有关被统治地区的精确知识；阿拉伯商人四处收集各地的城市、港口、物产、风俗情况，乃是天生的地理学家。以上因素共同促成了阿拉伯地理学的繁荣，也塑造了其庞杂多样的特征。

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

阿拉伯历代的地理典籍中都不乏对中国的记载。其中有的是关于中国的传奇故事，有的是作者游历中国的真实记录。这些文献记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城市和港口、生活习俗和各地物产，内容十分丰富。在这些作者笔下，中国是一个辽阔、富饶、引人遐想的国度，承载了诸多美好的想象；而在现实中，中国丰富的物产的确为从事贸易的阿拉伯人带来了丰厚的财富，商人们同时也将大量现金技术带回阿拉伯世界，大大提高了其文明的丰富程度。可以说，阿拉伯地理典籍中有关中国的记述，正是两大文明长久交往的忠实记录。

呈现出朴素“地球”观念的阿拉伯古地图

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郭筠就本题出版了专著《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各章内容如下：

本书包括导论和正文六章，重点集中在通过发掘、翻译、整理和归纳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以及古地图中有关中国的原始文献，考证其中重要的城市、地名、人名以及中阿交往的历史。把文献归纳和总结为君主、商贾、文化交流、交往模式等几个板块，结合古代中文典籍进行比勘，以此考察古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情况，分析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国的总体印象以及形象建构的特点，力求客观辩证地勾勒出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丝绸之路全貌、中阿交往的历史以及丝绸之路对于中阿交往的意义。

本书第一章主要论述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及其特点。本章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新角度重新认识被广泛承认和赞扬的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的贡献，客观、全面地呈现阿拉伯地理学发展的脉络——它的起源、定义、发展、分类、特征等，以及它对欧洲乃至世界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本章还增加了有关中世纪阿拉伯古地图的重要内容。公元7至15世纪间，阿拉伯人执掌西起地中海、横贯印度洋直抵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牛耳，当时阿拉伯人的地理学、地图学高度繁荣，独领世界地理学风骚，而地图正是最能被我们用来了解地理知识的视觉来源，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地理学知识变化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东西方地理学知识交流的重要例证。

第二章主要论述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中国”及考辩相关问题。阿拉伯古籍中有关中国的记载众多，尤其以阿拉伯地理历史书籍为主要的来源。本章首先搜集记载有中国相关内容的阿拉伯地理学古籍，挖掘其中有关“中国”“中国海”“中国船”“丝绸之路”“中国之路”的记载，对有价值的文献进行翻译和归纳，去粗取精，结合中国典籍进行比勘，对提及中国的阿拉伯地理估计得数量以及提到最多的中国重要城市进行考辩，分析阿拉伯地理古籍中出现中国的原因以及中阿之间地理认知的发展，得出有关中国的真实描写、阿拉伯人在中国的足迹以及中阿交往的历史原貌等重要结论，动态、多向、立体地再现中阿交往的历史图像。

第三章主要论述作品提及中国的阿拉伯地理学家。7—15世纪，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阿拉伯地理学家通过游历、实地考察以及往来于海陆两线的商贾提供的可信的参考资料，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初步认识，这种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完善。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有四个主要发展阶段：6—8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开端时期；9—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古典时期；10—12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繁荣时期；12—15世纪，阿拉伯地理学逐渐衰落时期。本章按上述四个时期对作品涉及中国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进行分类，并对其中有重要历史作用的12位地理学家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这些地理学家大多出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素养颇佳，具有开阔的视野。他们亲自到中国的游历并不多，但他们的作品对东西文明之间人员、物质和知识的接触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章主要论述阿拉伯地理古籍中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形象，围绕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将古籍的原始文本分为中国君主形象、城市规模和营商环境、技艺精湛的手工艺、繁荣的商贸活动四个板块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通过研究了解到，中国的君主总是以威严、秉公办案、贤明聪慧的形象出现；在阿拉伯人眼中，中国是地大物博、政策开明、诚信交易、公平公正的，而中国人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中阿之间的商业活动兴旺繁荣，逐渐形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网。

第五章主要论述丝绸之路上中国形象构建的特征和规律。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经历了从模糊的传奇表述逐步接近现实的过程。本章通过对原始材料的研究，探讨阿拉伯地理古籍中中国总体形象的形成与延续的脉络，分析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否具有空间上的扩散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同时，笔者着重通过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作品这一外部视角来反观中国文化及价值观，以此拓宽认识中国文化的域外视野。笔者发现，在中阿双方从无到有、由少及多的交往过程中，尽管阿拉伯地理古籍有关中国的记载具有局限性，但阿拉伯学者对中国的正面友善记述具有相当的一贯性和稳定性，这是古代中阿友好交往的历史力证。

第六章主要论述丝绸之路上中阿交往对深化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及启示。中阿两大民族不仅是“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更在长期交往中通过两条丝绸之路互学互鉴，形成了“丝路精神”的核心价值认同。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正是中阿在丝绸之路上互通有无、相知相交的真实写照。在此基础上，本章从阿拉伯地理古籍中梳理了中阿交往的历史，并探讨了这段历史对深化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宝贵启示，从而说明中阿友好交往既是一种现实需求，也是过往历史的延续。

《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中阿交往的历史细节，特摘录如下：

中国船

与“中国海”相比，“中国船”出现在阿拉伯地理古籍里的次数更加频繁。据统计，隋唐五代时期，在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上，航行的船舶形形色色，包括“南海舶、番舶、西南夷舶、波斯舶、狮子国舶、昆仑乘舶、西域舶、蛮舶、海道舶、南海番舶、婆罗门舶等十二种”。

唐代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南方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造船技术有了大幅提高。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中国有众多造船基地，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山东的登州、莱州，江苏的扬州、苏州，浙江的杭州、绍兴，福建的福州、泉州，以及广州、交州等，都以造船业著称。”

唐代以后，中国的造船业非常发达，造船技术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造船基地基本上都在东南沿海地区。“当时阿拉伯商人来华，都愿意乘中国船，如一时中国船未到，他们也愿意耐心等待。唐代东南地区发达的造船业以及先进的造船水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的中国船可以直航到阿拉伯海和波斯湾，而且还首次抵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当时的北印度洋上，经常来回穿梭着中国大型远洋船队。”

关于中国船只的特点，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也有很多记载。唐代的船以船身高大、结构坚固、抵御风浪能力强著称，中国的船员也以擅长驾驶和善于利用信风而驰名。《旧唐书》里是这样描写的：“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八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络，兼包淮海。千艘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此句描写当时舟船聚集之时的盛况。

不过，由于中国船只身形特别巨大，在波斯湾只能航行至西拉夫（Siraf）港，剩下的路程转乘小船来运送货物。《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

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因为这里巨浪滔滔，在许多地方淡水稀少。

杜瑜解释说，因为当时中国商船装载量大，吃水深，其他港口水位较浅，需用小船把货物运到尸罗夫，再转装到中国船上。但林肯·佩恩认为：“这里提到的‘中国船’不是指在中国建造或来自中国的船，而是指那些前往中国进行贸易的船。”关于中国船和阿拉伯船的区别，学界仍有许多疑惑。从语法角度来讲，这里的“中国的”作为定语，形容船这个词。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也有提到，“商品稀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去中国或者来中国的船只经常遇难”，这里的表达“去中国或者来中国的船”，以及书中多处表达“开往中国的航船”，与上一处的意义就不相同。

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残体，可以看到成熟的水密隔舱构造

麦斯欧迪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中有这样的记载：

时下，来自西拉夫（即尸罗夫）和阿曼等伊斯兰地区的船只即将此地作为终点站，商人们在这里与乘船由中国而来的人相会交易。但早先并非如此，那时中国船可直接来到阿曼、西拉夫、法尔斯海岸、巴林海岸、俄波拉和巴士拉。

另一个可以区分中国船和阿拉伯船的特点的方法，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有所提及：“我们听说，在拜占庭的海上（指东地中海）发现了阿拉伯船的板片，是用绳索（不是用钉子）拼合的。那船板连同遇险的船员一起，被狂风巨浪冲到哈尔扎海（黑海）”，“用绳索拴合船板，是尸罗夫船独有的特点，叙利亚和拜占庭船的船板并不是用绳索拴合，而是打上钉子。由此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马可·波罗在谈到波斯湾的霍木兹城时写道：“这个地方的船十分简陋，容易出事，船板不打铁钉，而是用印度椰子皮搓成的绳子来拴合。”而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广泛使用的是钉榫接合技术，并建有多道水密隔舱，“建造的方式是：先建造两堵木墙，两墙之间用极大的木头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碗尺。木墙建造完毕，于墙上制造船的底部，再将两墙推入海内，继续施工”。

另外，中国的船只较他国船只相比，更加稳固，更加安全，“载重量要大上数倍”。《蒲寿庚考》所述：“唐末五代间，阿拉伯人东航者，皆乘中国船。”《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法语译者索瓦杰在绪言中充分肯定唐代的船舶在印度洋航运业的重要霸主地位，他指出：“应该承认，中国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的大船才能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苏继廎在《岛夷志略校释》的“绪论”中引用李珣《海药本草》所述：“波斯在东方之商贾实力渐充，乃向中国舶商租赁或径向中国造船厂定造泛海巨舶。”

10世纪时期以阿拉伯文写成的《论船舶租赁》中，有一张常见商品交易清单，其中包括“生活必需品、奢侈食品、牲畜、纺织品、原材料、奴隶、宝石、黄金和白银。基本的食品包括各种谷物和豆子、食用油、蜂蜜、醋、海枣、橄榄、葡萄干和食盐。奢侈食品包括大米和可食的羽扇豆，以及果酱、浓缩果汁、酒、用来制作奶酪的佐料、干奶酪、油菜、奶酪、黄油、干凝乳和松软干酪，还有新鲜水果和胡桃、榛子、松子等干果，以及油炸的肉、鱼、辣椒、蔬菜、种子和鸡蛋”。这里所展示的中阿之间经济往来比我们平常在文献中见到的以及想象的更加丰富。

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一家德国公司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船上装载了6万多件中国瓷器，其数量之巨，举世震惊。勿里洞岛沉船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造船技术，同时，沉船上的唐朝货物也为东西方之间的海洋贸易提供了证据。“该船沉没于东南亚海域，且在船上发现了来自中国的货物，这足以说明年前海上贸易的国际性。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陶工所采用的装饰图案，充分体现出其对市场形势的敏锐把握。瓷碗大多带有几何图案，并以红绿两色印有《古兰经》的经文，这显然是打算销往阿拔斯王朝的，绿纹瓷碗在波斯也很受欢迎。”

阿拉伯旅行家、地理学者伊本·白图泰

海洋贸易的扩张导致了船舶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元朝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大幅度提高，《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详细记述了中国船：

中国船只分为三类：大的称作艟克，复数是朱努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编织，其状如席，常挂不落，顺风调帆，下锚时亦不落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包括弓箭射手和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战士。随从每一大船有小船三艘，半大者，三分之一大者，四分之一大者，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或在中国的穗城建造。这种船长桨大如桅杆，一桨旁聚集十至十五人，站着划船。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内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有时旅客在官舱内，不知同舟者为何许人，直至抵达某地相见时为止。水手们则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总管活像一大长官，登岸时射手黑奴手执刀枪前导，并有鼓号演奏。至寄居处所将刀枪摆列大门两旁，住多久摆多久。中国人中有拥有船只多艘者，则委派船总管分赴各国。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的了。

当时的主要的造船基地位于泉州（刺桐）和广州（穗城）。从文献中可以看到，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和中阿海上丝路贸易是相互影响的，宋元时期，航海技术不断提升，中阿之间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也急速地发展起来。

两宋朝廷的“招商引资”

唐代以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官方政治外交交往为主，而后转为以贸易为主。《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显示，大约在公元年或者更早，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长期、稳定地接触和交流中，双方的了解不断地加深。中阿之间这种不断加强的关系促使这一时期经济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海上贸易方面。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航海贸易最繁荣的时代。出于各种原因，宋元两代都对航海贸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重视，也都采取了比唐代更为积极主动的航海政策。这一时期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同时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这一发明，在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西方历史文献中，即使是最擅长航海的阿拉伯人，使用指南针导航的记载，也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比宋人晚了整整一个世纪。马可·波罗及其他同时代的外国旅行家都惊叹道，宋元的大航海时代展现的，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海船、最强大的海商，以及最繁华的港口。

创建于北宋的泉州清净寺（艾苏哈卜清真寺）

宋代还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航海贸易的奖励、优恤和推广政策。早在北宋开国不久，雍熙四年（年）五月，宋太宗就“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白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空白诏书即空白的进口特许证，其潜台词是鼓励海南诸蕃国前来通商贸易。大唐帝国的开放贸易，是一种“愿者上钩”的姿态，到了两宋，为了求财，朝廷则放下架子主动出门招揽生意。所以说，在对待航海贸易的态度上，两宋远比唐代更加积极主动。

对蕃商的优恤和保护，两宋比唐代做得更好。建炎元年（年），宋高宗下诏令：“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这条规定主要是针对市舶司官员克扣勒索蕃商的行为而言。宋代不少市舶官员，以“和买”为名，要挟外国舶商，“择其精者，售以低价”，以从中渔利。所以，宋朝廷规定，“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起诉”，也就是说，如果有发生市舶官员侵吞舶商利益的事情，外国舶商可以直接向官府申诉。朝廷法令规定，“市舶务监管，并见任官，诡名买市舶司及强买客旅舶货者，以违制论”，一旦违制，惩罚亦很严重，“其知（州）通（判）诸色官员，并市舶司官并除名。使臣决配，所犯人亦决配”。对于廉洁奉公的市舶官员，仁宗天圣八年（年）规定，在任三年“委实廉慎，别无公私过犯者”，可得到皇帝的特别嘉赏。

对于走失的海船、去世的海商，两宋政府也表现出极大的善意。或许是为了收拢人心、招揽生意，或许是为了展现大国仁义的良好形象，总之，宋代的做法完全合乎现代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中国国王

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有不少关于中国君主的记述与描写，其中，地理学家们一般都是使用“中国国王”或“中国的主人”来表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有时也会使用波斯人对中国君主的称谓——拜格布尔（Baghbur，又译为白鹤布尔），意思是“天子”“神的孩子”。

花剌子模沙扎兰丁之书记官叶海亚·本·艾哈迈德·本·阿里·纳萨比在他的《国家历史》中说，中国是一个辽阔的王国，到达那里得花上9个月。他自古以来就被分成9个部分，每个部分之间彼此往来都得花上1个月。每个部分的王权均由一名君主掌控，君主用他们的语言被称作“汗”，是“大汗”的代表。

根据城市的大小及君主的名望，君主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在一个小城市里，称其为刺史，意思是‘城市的卫护人’；像广府这样的城市，城中之王被称为‘太傅’。称太监为‘都监’，这些太监是同样人种，只是被阉割了。最高法官叫‘录事参军事’。

阿拉伯地理学古籍

《中国印度见闻录》描写了中国君主在世界诸王之中的地位，其中写道：

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一致认为，世界上有四个国王。而四个之中，第一个是阿拉伯人国王，他们一直毫无异议地认为阿拉伯人的国王是最伟大的国王、最富有的国王、最豪华的国王，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宗教之主。中国国王仅次于阿拉伯人之主，位于第二。其次是罗马人的国王。最后是穿耳孔人的国王巴拉哈·拉雅。

第二卷提到中国君主对于君臣划分的观点，其中写道：

至于皇帝，每十个月方能见一次。他说：“如果老百姓都见到我，我就不会受到尊敬。威信只有通过傲慢才能维持。普通的百姓，根本不懂道理，因此，对他们应该表现得非常高傲，方能让他们尊敬自己。”

此外还提到了古莱氏人与中国皇帝之间的一次会见，书中这样写道：

从前，在巴士拉城，有个名叫伊本·瓦哈卜的古莱氏族人。他是哈巴尔·本·艾斯沃德的子孙。当巴士拉遭到洗劫时，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来到尸罗夫。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只船要开往中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搭乘这只船，漂洋过海，到达了中国。（到中国）以后，他起了一个念头：这次可要去见一见中国的大王（皇帝）了。于是，他从广府启程，历时两个月，来到胡姆丹（长安）。他在皇宫门前等候多日，迭次上书求见，声称他是阿拉伯先知的亲族。过了不久，皇帝吩咐给他安顿住房，满足他提出的必需用品。同时，皇帝又向派驻广府理事的地方长官下了一道诏书，叫他到外商中去查访，以弄清这个自称是阿拉伯先知亲族的人的来历。广府的地方长官回禀说，他的血统是可靠的。因此，皇帝准他（谒见），还钦赐了许多金钱。后来他带着这些钱财返回了伊拉克。

他已经到了年迈之年，可是（对中国的事情）仍记忆犹新，保持着正确的理解力。他给我们这样介绍了当时的召见：

皇帝召见了我，向我打听阿拉伯的情形，还问到阿拉伯是怎样打败波斯王的。我回答皇帝说：“那是全托真主———愿圣明至高无上，托了他的庇佑；另外也因为波斯人亵渎了真主，他们只崇敬火，向着太阳和月亮下跪叩头。阿拉伯征服的，是一个权威最高、耕地最广、物产最富、贤人最多的王国，它的名声也传扬得最远。”皇帝说到这里又问：“你们怎么划分（世界上）所有帝王的等次呢？”

我回答说：“我没有评论各国帝王的知识。”

于是，皇帝对翻译说：“告诉他！我们且举五个君王为例。首先，统治伊拉克的王，是王权所及最广的王，因为这个王（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其余的王（国）都围绕着它。这个王，我们（中国人）称他为‘诸王之王’。”

我回答说：“这是因为巴士拉发生了动乱，我不得不逃到尸罗夫；在那里恰好碰上一只开往中国的船；而我，对中国皇帝的威严，对中国的美好和富足，又早有所闻，所以，我决定踏上这块土地，亲眼一睹。现在，我就要离开这里，返回故国，到自己的王———我的叔伯兄弟——那里去了。我将把亲眼所见的事实，如皇帝陛下的威严、贵国土地的广大等等，传扬出去；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传扬出去；把（我所领受的）一切盛情厚意，反复向人们诉说。”

我的这一席话很合皇帝的心意。皇帝传谕送给我一份豪华的赏赐，并用驿馆的马送我到广府，而且还写了一个手诏，给广府的总督，命他殷勤相待，务必使我受到优于地方官吏的礼遇，在我离开中国以前，提供一切必需的用品。这样，从中国出发之前，我就过着什么也不短缺的安乐生活。

关于皇帝居住的京城胡姆丹，我们也向伊本·瓦哈卜打听到一些信息。他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为两半。

还有一件事情提到中国的皇帝，关于一个原籍是呼罗珊的人，来伊拉克采购了大批货物，运到中国去卖。皇帝的宦官到他那里给皇帝选购舶来品和珍宝，但他却不愿意卖，之后，宦官把商人的好货都拿走了。这个商人就到京城去拜见皇帝，并把这件事上报，皇帝革去了宦官的职务，并对他说：“你简直该当死罪。你叫我落到去见一个吝啬的商人的地步。他从我国西部边境的呼罗珊，到阿拉伯，然后从那里经过印度各国，来到中国。他是来我国寻求恩惠的。可是，你却希望他回去的时候，向各地的人说：我在中国遭到了无情的虐待，财产也给强占去。”

中国东部临大海，有锡拉诸岛。岛上居民是白色的人，他们每年向中国朝廷纳贡，他们说如果不向中国君主纳贡，那么他们那里就不下雨。

国王要求他的子民：“不论贫富，不论老少，所有中国人都学习认字、写字。”

从《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君主的形象是“威严的，美好的，慷慨的”。

“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

直到今天，阿拉伯人中仍流传着“上天将智慧赋予希腊人的脑、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以此来赞美中国人制作手工艺品的精湛技艺，中国是以手巧见长的民族。阿拉伯语的“中国”一词，原意就为“瓷器”，以至于10—11世纪阿拉伯学者撒阿利比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精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

《中国印度见闻录》《伊本·白图泰游记》和《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等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都有对于中国手工艺品和民俗习惯的描写。

伊本·瓦尔迪在《奇迹书》中的“中国的奇特景象”这一段中对中国的工艺品有极高的评价：

他们有独一无二、精美绝伦的陶器。国中有善于雕刻者，也有精于绘画者，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栩栩如生。笔下形态各异的人物也仿若真人，无法用言语表达，画师技艺不止如此，若是画大笑者，这人笑中带怒、惊、喜、嗔，情态不一。中国老百姓喜用丝绸，遇水不会沾湿。战时骑兵和战马穿上一种盔甲，这盔甲刀枪不入，不会受伤。

大英博物馆藏《古兰经》纹瓷屏

关于工艺品，《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没有直接的描写。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多次提到中国的瓷器是世界上最精致的产品，在世界上极负盛名，远销到印度以及阿拉伯地区。关于中国的瓷器制作工艺，书中讲道：

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和隋尼克兰城制造。采取当地山中的泥土，像烧制木炭一样燃火烧制。其法是加上一种石块，加火烧制三日，以后泼上冷水，全部化为碎土，再使其发酵，上者发酵一个月，但亦不可超过一整月；次者发酵十天。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者更为价廉。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好的。

他还提到，“与我国的花瓷砖相似，但它的颜色更加鲜艳，花纹烧制更加精美”，而且“陶器在我国一样或者更为价廉”，说明中国瓷器物美价廉。

对于中国艺人技艺的精湛，伊本·白图泰在书中说：

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许多人在作品中已不惮其烦地谈到。譬如绘画的精巧，是罗姆等人所不能与他们相比的。他们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具有天才的。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奇异，就是我只要走进一座城市，不久再回来时，便看到我和同伴的像已被画在墙上、纸上，陈列在市场上。我曾去素丹的城市，经过画市，我率同伴们到达王宫，我们穿着伊拉克服装，傍晚从王宫回来，经过上述那一画市，便看到我和同伴们的像已画在纸上，粘在墙上，我们都面面相观，丝毫不差。有人告诉我说，这是素丹下令画的，画家们在我们去王宫时早已来到，他们望着我们边看边画，而我们却未察觉，这也是中国人对过往人士的惯例。如外国人作了必须潜逃的事，便将他的画像颁发全国搜查，凡与图形相符者，则将他逮捕交官。

麦斯欧迪对中国的手工艺者也有过非常生动的描写，他在《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中写道：

至于说中国人，那他们就是真主造就出来的、各种技艺最为娴熟的人，雕刻以及手工制作技能可谓炉火纯青，在任何一种工艺上其他民族的人都难以望其项背。他们中的男人一旦亲手造出其他人无法造出的绝世物件，便会来到王宫门前献宝，希望以自己创造的有趣玩意儿得到国王的赏赐。于是国王命人将此物从即日起摆放在宫门前整整一年，倘若无人能挑出它的任何瑕疵，国王便重赏这位制作者，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御用工匠之一。相反，倘若有人发现它有缺陷，国王便不予接受，当然也不会给制作者任何奖赏。

麦斯欧迪还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曾在一块丝绸上绘了一幅“麦穗落雀图”，几可乱真，以至于观赏者觉得就像一只真的雀鸟落在一枝真的麦穗上。这幅丝画摆放了一段时间，一天有个罗锅儿从那里经过，一眼看出了破绽。国王遂召他进宫，同时将绘画者也召了来。大家问罗锅儿画有什么毛病。他说：“天下无人不晓，如果一只雀鸟落在麦穗上，那麦穗一定会被它压弯。而这位画师却将麦穗画成笔直的，一点弯曲的痕迹都没有，鸟儿竟然直挺挺地立在麦穗的顶梢——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罗锅儿说的当然在理，那个画师没有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诸如此类的做法，是要提醒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精心计算和设计，以使他们在制作过程中认真思考，对每一件亲手制作的东西都要格外小心。

关于中国的丝绸制品的技艺，《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写道：“显宦高官穿的都是豪华的丝绸布料。这种丝绸，因为没有取得中国人的许可，还不能运到阿拉伯各国去，而且要价高得没有谱。”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位富商对我谈起过一件事，他的话是可以信赖的。某日，这个富商去拜会宦官。那宦官是皇帝派遣来广府的（官吏）。他的使命，是要在阿拉伯的舶来品中，首先挑选皇上所需的东西。（会面时）商人注意到宦官胸口上长着一粒黑痣，这是透过穿在身上的衣服看见的。据他推测，那宦官至少穿着两件衣服，里外重叠在一起。

宦官对他投来的目光感到诧异，便问他说：“你好像老盯着我的胸口，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商人回答说：“透过这件衣服，看到一颗黑痣，我感到十分惊奇！”

宦官听了失声大笑，接着就伸过手去，把长长的衣袖露了出来，说道：“请数一数吧！看我穿了几件衣服？”

商人数过以后才知道，他竟然穿了5件之多，可是黑痣仍能透过这些衣服显现出来。这类最好的丝绸，是未经漂白的生丝。总督穿的丝绸，比这更精美，更出色。

不管是地理古籍、文学作品还是历史古籍，阿拉伯人从不吝啬对中国人心灵手巧的赞美之词。埃及学者努威里在《文苑观止》中写道：

中国人专门从事精巧有趣的工艺品制作，以及旋雕人像、镂刻和绘画创作。他们的绘画家画人时，除了灵魂画不出来，其他方面皆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于笔端。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一定要让自己的画像能够分出得意的笑和羞涩的笑、平静的笑和惊叹的笑、高兴的笑和讥讽的笑。

《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

郭筠著

ISBN：-7---2

定价：48.00元

商务印书馆年5月

作者简介：郭筠，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曾赴埃及、摩洛哥等国家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中国以及历史上的中阿交流。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子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等，已在核心期刊、国际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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