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面对不同的世纪：茨威格与李普曼
我们对世纪的迷恋总是有些奇怪。这种时间度量该如何应用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生命周期？政治实体本身是没有明确寿命的社会建构。罗马在前基督教时代崛起，并于公元年达到顶峰，但西罗马帝国大约3.5个世纪之后瓦解，而东罗马帝国一直坚持到年。
就中国而言，世纪的概念其实与我们的传统历史观无关。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是从天生圣人创造一代王朝的历史观出发的，说到底，这是一种圣贤史观，也就是英雄史观。
孟子的时间周期是五百年，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寻常的时间框架是一百年。比如，英国作家伊安·莫蒂默（IanMortimer）的书《变革的世纪》（CenturiesofChange:WhichCenturySawtheMostChange?），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哪个世纪我们看到的变革最多？他一边讨论一边承认，很多最重要的发展并不单单局限于一个世纪，该如何考虑变革的时代归属问题呢？是发展伊始，还是其影响最大之时？
尽管存在此类难以划定的问题，一些分析家和历史学家仍试图辨别主导国家生命周期中的百年模式。不过，总是很难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例如，在18世纪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感叹英国沦为一个像撒丁岛这样可悲的小岛。他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英国世纪”前夕发表这种大错特错的判断的。
从年到年，在这段称为英国的“帝国世纪”里，大英帝国增加了大约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4亿的人口。
英国与世界各国广泛进行货物和资本贸易，年后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皇家海军控制了大部分关键的海上贸易路线，享有无可挑战的海上力量。除了对自己的殖民地进行正式控制外，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它有效地控制了许多地区的通道，如亚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这是为什么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大英帝国真正瓦解的标志。当然在此之前，英帝国就开始了缓慢的衰落。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因奥斯曼帝国消亡以及普法战争后意大利和德国等新民族国家的出现等而紧张到崩溃。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化在19世纪末促成了英国工业优势的相对下降。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又给了英帝国以重重一击。
不过，放眼欧洲大陆，它的美好年代也是在年结束的。“美好年代”（LaBelle魪poque）这个专门的称谓是后起的，从年到年这40余年光景，被看成欧洲的“黄金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英国，它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重叠；在德国，它是威廉二世时代；在俄罗斯，则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在美国，它是从年代到年、处于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的“镀金时代”，是美国的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和平与繁荣，技术、科学和文化创新层出不穷，殖民帝国也攀至顶峰。它是那个被茨威格称之为“昨日的世界”的所在，而茨威格之所以为自传如此起名，是因为他感觉到，“那个我曾经在其中长大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以及横亘在过去和今天之间的那个世界，变成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按照百年来断代，属于“昨日的世界”的，就是十九世纪。茨威格曾说，十九世纪顽固地囿于这样一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解决一切冲突。但在那些十九世纪的残余被扫荡的日子里（希特勒上台，战争爆发），茨威格经常与他的同乡弗洛伊德谈天，他发现，后者的观点当时以最让人震惊的方式得到证实——野蛮，即那种人的灵魂当中根本性的灭绝本能，是无法绝迹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准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当中，它们是无法消灭的，或许它们也是必要的张力。”这样的倾向思想自然无助于相信前途的光明，茨威格如此写下他的家园——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被摧毁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当中，没有谁比我更首当其冲了：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份都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上。它们三次倾覆了我的家园，毁掉我的生存基础，将我从那个“先前”和“往昔”中剥离出来，以突如其来的猛力将我抛入虚空之中，抛入那我早已经熟悉的“不知该去哪里”的状态中。
三次抛弃，三次幻灭，其间的绝望感不难想象。茨威格丧失了新时代会到来的信念，他叹道：60岁的年纪，他已经太累了，不能再有个新开端。于是，他选择弃世，和爱人一起，《昨日的世界》最后一句是：“不过，每个影子毕竟也都是光的孩子。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
年给另一个人的生活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罗纳德·斯蒂尔（RonaldSteel）所著的《李普曼传》开篇这样描述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的生平：
沃尔特·李普曼的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歌舞升平的年代。在那些日子里，人类的进步似乎前途无量、势不可挡；在那些日子里，诗人们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科学允诺要让所有人生活得悠闲自在、丰衣足食。李普曼的生涯结束时，伴随着他的却是越南战争的创伤、水门事件的耻辱和街头横冲直撞的闹事者。李普曼的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和茨威格一样，李普曼是横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人。只不过茨威格的生命意外中断了。他见证了欧洲的衰落，但他曾经带着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自由作为一个欧洲人生活过。在欧洲的理念沉沦之际（年茨威格自杀时，看起来就是如此），他也走向了毁灭。可以说，他生于欧洲，死于欧洲（尽管他实际上殁于遥远的巴西）。
如果让李普曼写自传，大概他也会写道，“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渊。”只不过，李普曼面对的不是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美国世纪。
将李普曼放入美国世纪
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记读起来就好比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三的历史。事实上，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就叫做《李普曼与美国世纪》（WalterLippmannandtheAmericanCentury，）。可以说，李普曼度过并帮助形成了美国生活中一段非同寻常的转变时期。
我们不断地回到年，它真是个太重要的年份，美国的转折点也可以从彼时算起。或者，更准确地，按照李普曼的话来说，在年4月6日之前，美国仍然是一个“觉得把花在战舰上的钱最好花在校舍上的国家”；然而，在这一天，美国对德国宣战，并在年取得胜利，随后开始了最终被称为“美国世纪”的历程。
当然，美国世纪的起点和终点都有争议。迈克尔·林德（MichaelLind）认为，美国世纪始于年，因为美国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它结束于年，因为在当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处于崩溃状态，经济状况不佳，民主制度也破裂了。很明显，这样的划分，还是有百年情结在作祟。
另一些人相信，将美国世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系起来更为准确。战后，由于英国太虚弱而无法支持年的希腊和土耳其，美国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于年投资了马歇尔计划，年主导成立了北约。
也有人说年才是美国世纪的开始标志——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的国家。但这一视角显然太短了。
客观地说，美国世纪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时期，用来描述全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主要由美国主导的一种情势。它可与-年间的英帝国世纪相提并论。美国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不断增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变得尤为主导，当时仅剩下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保持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成为世界霸权，或某些人所说的“特级大国”（hyperpower）——这一术语被用来形容美国所处的冷战后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世纪”这个说法是由杂志出版大亨亨利·卢斯（HenryLuce）创造的，用以描述他自己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将会并且应该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位传教士之子，卢斯在年2月17日的《生活》杂志社论中敦促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以发挥传教士的作用，扮演世界上的好撒玛利亚人并传播民主。
根据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观点，卢斯认为“美国被赋予的权力是全球性的、普世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因此卢斯更喜欢谈论美国世纪而不是帝国。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呼吁美国“以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和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我们的全部影响力施加于世界”。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世纪”这个主张一直有些武断。卢斯提出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旨在扭转该时期的孤立主义并迫使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其行为却非常不相称。十九世纪通常被视为“英国世纪”，而卢斯的“美国世纪”构想旨在吸引美国对其力量和全球领导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