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力量：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第一次看龙应台的书“野火集”，是在86年的巴中，那年我5岁，也是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巴中与父亲一起去北京旅游。记得那时候，我上初三，在学校里有一个姓宋的好友，他很聪明，也不知道他从来哪里得来的一些关于外部世界的消息，甚至他能与讲一些欧洲的宪政体制与中国目前的不一样，他讲我们政治课上的全是扯淡的东西，他也与我讲，当时与越南的战争并不合法，是某人要上台的原因等等。他是农村上来的，家很穷，我们当时的班主任不喜欢他，经常找他的麻烦，记得有一次，他上学迟到了几分钟，就不让他进教室，外面下着雨，他一直就趴在窗沿上，我能看到他被窗户上的铁条挤压的整张脸。
初三下半年，我转学走了，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4年后，在大街上，我认出他来，他很茫然的看着我，他疯了。
后来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龙应台用幻灯片PPT形式做主题演讲，图文并茂，现场还播放了几首与主题相关的歌曲。"
文明的力量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50年代进入60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年，近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6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0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4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年代出现了质变。 97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年月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0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0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2月0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 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3亿人如何对待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99年出生，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年我写《野火集》，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8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年8月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那是年8月日。 （本文为龙应台年8月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全文）
张维迎：真正的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三种付出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当你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到纽约纽瓦克机场，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
6月初我结束德国考察，当从陈旧逼仄的柏林机场回到巨大崭新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时，同行的记者朋友笑着说道：“发展中国家的设施，就是发达！”
过去数年，我多次往返于美国、日本、欧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观察中，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
从布鲁克林脏乱的河滨公园遥望曼哈顿岛，我觉得似乎并不比从外滩眺望陆家嘴更令人惊叹。
从杭州到上海，和谐号曾以公里的速度飞驰;但从东京去仙台，东北新干线的速度却鲜能超过公里。
在德国汉堡，当地正如火如荼推进智能城市建设，但所用互联网技术却并不比北京的更为先进……
三十年前，当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会被机场、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楼所震撼；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觉冲击感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呢？
当然，是否是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近年来我在跨国旅行中，渐渐形成了一些主观判断方法。概括来说，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三种付出。
首先，为弱者付出。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车厢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试想北京还有几条盲道没被车位或店铺占据)。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在汉堡，一位思科公司经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开发的难民医疗服务集装箱，专为涌入德国的难民提供医疗帮助。
在很多人看来，带来社会问题又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难民不受欢迎，而思科的这位经理却坚定地说：“他们需要帮助。”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其次，为细节付出。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或许是我所走过的发达国家的共性。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绝对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大阪，但在日本，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饮自来水。
为细节付出，还意味着急不得。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当地好友为我介绍当地社区发展。在一块荒地前，朋友说由于该地曾被用作化工厂厂房，当地政府花了40年时间仍未完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价很贵也不得不闲置荒废。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经济发展可以很快，但社会发达则需要耐心。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这不是发达国家心态。
再次，为未来付出。在人口仅有2万人的德国小城博特罗普，我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大学HRW，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共有70多名教授。市长蒂施乐说：“我们需要为城市的未来投资。”这让我联想起我的故乡，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阴，拥有36家上市公司、6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博特罗普，我还拜访了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却至少需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
在油价便宜的美国，美国人民仅仅为了一个环保理念，自0年以来购买了60万辆比同等汽油车贵一倍的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斯。在德国，为了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德国人民在过去十年忍受了电价翻番。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实则都是为未来付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只斤斤计较眼前经济利益，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买单，不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则这个国家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我颇为感叹，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
“什么叫发达?”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如此反问。
“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