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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与之前的墨西哥和阿根廷一样，希腊在如何处理该国巨大的债务负担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赞成全额偿还，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违约。然而，与墨西哥和阿根廷不同的是，那些赞成暂停偿债的人并没有在执政党高层中获得多少支持，这些高层受到精英阶层广泛共识的影响，认为有必要坚决履约。在希腊街头，数十万抗议者要求结束紧缩、呼吁阿根廷式的暂停偿债，但在议会的所有党派中，只有共产党和相对边缘的激进左翼联盟公开呼吁单方违约。

尽管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底层的极端压力几乎将该国推到了暂停偿债的边缘。财政部长帕帕康斯坦丁对年5月最初一波反紧缩示威期间爆发的大规模骚乱进行了反思，他在个人回忆录中转述了政府对广大民众暴动的担忧：“这已经不是抗议严厉的紧缩政策了，这是全盘否认，是自年独裁统治结束以来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共识的崩溃……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有一种感觉，现在局势已经失控，我们很可能会有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和议会风暴。”

在三名银行职员（包括一名孕妇）于雅典市中心的马尔芬银行燃烧弹袭击中丧生之后，卡洛洛斯·帕普利亚斯总统宣布：“我们的国家已经接近深渊的边缘。”在悲剧发生后，抗议活动短暂地平息了。但在年春季，另一波大规模示威导致议会前的宪法广场被占领长达数周，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反复发生冲突。英国记者保罗·梅森指出希腊街头的抗义与交易大厅的投资者恐慌之间的直接联系，“宪法广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前沿”。

尽管一再发生大规模示威、层出不穷的暴力冲突和总罢工，但执政党仍成功地掌握着权力，并将民众的愤慨限制在街头。随着政府对信贷的依赖增加，那些同意“三驾马车”紧缩制度，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违约和希腊脱欧的政治家，甚至发现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因为他们被认为最有能力发挥与外国债权人的桥梁作用。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是一个受过哈佛教育的政治王朝的后代，一直在这个集团内表现得很好。但随着年反紧缩抗议活动的加剧，帕潘德里欧与新任财政部长伊万格罗斯·韦尼泽洛斯之间出现了分歧，后者毫不掩饰自己获得总理职位的雄心。

经过两年的大规模抗议后，公众对陷入困境的帕潘德里欧以及更广泛的政治体系的信任显然已经消失殆尽。到年年中，希腊已经开始与前十年同样难以治理的阿根廷相提并论。在政治大屠杀中，韦尼泽洛斯开始密谋推翻自己的政党领袖。年的9月和10月，希腊政府遭遇了又一波大规模示威。年10月28日，在庆祝拒绝墨索里尼最后通牒的国庆节期间，一群抗议者自发地扰乱了在萨洛尼基举行的阅兵式，穿过士兵队伍，走向政要，迫使共和国总统仓促而屈辱地退离。

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认为这是国家荣誉的最终堕落，也是年后民主秩序合法性下降到无法想象的低谷的标志。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帕帕康斯坦丁回忆说：“我们正面临着日益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我们越来越感到受到国内外的围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帕潘德里欧终于宣布就第二次救助计划举行全民公投。正如一位政府助手所言，“帕潘德里欧已经决定超越每个人的头脑，把它交给人民。

否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将一分为二，任何国家都不能继续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了”。帕潘德里欧后来解释说：“每个人都在说政府是叛徒，我意识到情况已经失控了。”事后看来，某种程度上总理决定举行全民公投，类似于年年末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将银行业国有化的爆炸性宣布：这两个都是中间偏左领导人为复兴而孤注一掷，他们正在迅速失去对各自政党的控制。为了挽救他们的政治遗产，不得不做最后的努力。与洛佩斯·波蒂略灾难性的银行国有化一样，帕潘德里欧的公投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四天后，这个想法被搁置了。在一个星期内，帕潘德里欧已经不再是总理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阿根廷年12月骚乱之后德拉鲁阿的辞职一样，帕潘德里欧的辞职并没有给混乱和违约让路。它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类似于洛佩斯·波蒂略在墨西哥的最后努力，导致了中间偏左势力的失败和银行家联盟的最终胜利。帕潘德里欧的民主边缘政策，非但没有朝着他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在改革和稳定的效果上帮助建立国家统一，反而在党内孤立了总理。

库维拉基斯指出，“在国内，帕潘德里欧的姿态以及欧洲债权人的直接压力，间接加强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内部‘三驾马车’派的力量，后者立即拒绝了公投的想法，转而呼吁成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财政部长韦尼泽洛斯获得了债权人的青睐，他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当两位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人被召集到在戛纳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时，出席会议的人指出，总理“明显因为这场危机的继续而泄气了。当他疲惫不堪时，韦尼泽洛斯先生继续这场战斗。

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希腊总理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一股消耗殆尽的政治力量。而长期觊觎总理职位的韦尼泽洛斯正着手利用形势的变化”。欧盟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在集会上与韦尼泽洛斯接洽，与财政部长达成一致：“我们必须扼杀这场公投。”一旦欧洲领导人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内部“三驾马车”结成联盟，帕潘德里欧就失去了对执政党的控制。后来有人透露，在与助手的讨论中，巴罗佐亲自挑选了欧洲央行前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领导一个由萨马拉斯的新民主党支持、韦尼泽洛斯本人担任财政部长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新领导人的救国技术官僚政府。

正如斯塔斯·库维拉基斯总结的，“因此，成立一个由银行家帕帕季莫斯领导的政府（一个完全由欧洲金融利益主导的统治集团的自然化身）的道路已经铺平”。帕帕季莫斯本人的崛起与前几十年拉丁美洲技术官僚政府的崛起如出一辙。就像对银行家友好的墨西哥的德拉马德里一样，帕帕季莫斯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与国际金融机构关系密切，并且有独特的能力来提高希腊对外债承诺的可信度，从而确保希腊在结构上对信贷的依赖。

这位未经选举产生的新总理的第一批公开声明之一，是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其中他拒绝了希腊私人持有债务50%减记的想法，这是他忠诚的明证之一；与德国政府相比更为极端的立场，后者提出的减记50%的建议最终在年3月的债务重组中占了上风，当时德国银行已经减少了大部分风险敞口。值得注意的是，帕帕季莫斯的文章强调了债务重组可能会给希腊银行、投资者信心和整体经济带来的溢出成本。“‘强硬的’、非自愿债务重组和主权债务违约对希腊的不利影响，”他写道，“不仅限于对国内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和支持养老基金的成本。

对信心、希腊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以及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可能是巨大的，尽管难以预测和量化。”除了加强内部“三驾马车”的控制，并在技术官僚的领导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合政府，希腊对外国债权人的持续依赖也加强了希腊央行行长乔治·普罗沃普洛斯的地位，他本人曾是艾波奇银行和后来的比雷埃夫斯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几乎没有人像乔治·普罗沃普洛斯那样在本国拥有如此多的权力，他在帮助希腊摆脱破产和欧洲债务危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希腊央行在“当权者铁三角”内部的影响力是它控制国民经济信贷流动、在保持希腊商业银行运转（年以后希腊私人信贷的主要来源）方面的作用的直接结果。“几十年来，”《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直接取决于政治家的借贷和支出能力，当地银行是希腊政府债券的主要买家，充当主要的推动者。在紧缩政策下，这种方法已经不可行了。随着政府更迭……希腊央行行长的权力只会更加巩固。”

因此，在危机的头两年里，瓦鲁法基斯所确定的“当权者铁三角”，非但没有被政府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或希腊银行的金融脆弱性所削弱，反而通过对外国债权人发挥桥梁作用的能力，巩固了自己在金融决策方面的堡垒，并不断向财政困难的国民政府提供急需的短期信贷额度。总之，第三种执行机制是相对有效的。尽管这有助于将债务人纪律内化至希腊国家机构，但它未能成功地使该国恢复偿付能力。如果希腊要避免无序违约，就需要更多的紧急贷款。

结语

最终在年10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谈判，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第二次亿欧元的救助计划，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贷款条件包括私营部门参与下的债务重组，用于希腊银行资本重组的专项资金，以及部分债务回购。除此之外，欧盟还通过建立欧洲稳定机制提升了自己的金融防御能力，该机制是货币联盟的永久防火墙，总贷款能力为亿欧元。在加强了整个欧元区的抗风险能力，并在雅典任命一位对债权人友好的技术官员执掌希腊之后，欧洲领导人终于开始轻松地讨论将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的技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