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岩

“在台北都市的边缘，一座小小山头，高高低低满布陋屋，陡峭的山道，歪曲的水沟，乱七八糟的电线……”这个位于台湾大学附近的山头过去类似城中村。这里收留了年流落到台北的人。以这个山村为背景，侯孝贤等台湾导演拍摄了多部电影。在这个荒山坡村，承纳着几代台湾人的旧时记忆。

从边缘地区到频临大兴拆除，群力保护到转型发展，如今居民还在这里，而青年艺术家们也来到这里，传统和现代在宝藏岩都变得很具体。本文摘选年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美国堪萨斯大学英美文学博士龙应台，在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上“谁来解释我的现代——以台北宝藏岩为例”的讲座内容，听她道来亲身经历的有关宝藏岩改建与改变的真实故事。

宝藏岩：从难民村到文化村的转变

文

龙应台

年流落到台北的人，有些就来到了台北郊外这个叫做“宝藏岩”的山头，开始就地建棚。除了乡村进城市的城乡移民之外，很多是“老兵”。别忘了，我们惯称为“老兵”的人，在兵荒马乱的当年，可是年华正茂的少年。时代混乱，他们的人生也被错置了。胡正怀先生是宝藏岩住户的一个典型。他的身世是这样的：

年出生在江苏淮阴。12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失学了，之后加入军队，年离乡背井跟着军队辗转到了台湾，最后到了宝藏岩落脚，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年退伍后，他做过铁工，拾过荒，到医院里做过清洁工，这就是他的一生。

宝藏岩这个“化外之地”，也是很多部电影的场景，包括侯孝贤的《再见南国，南国》。

△日治时代的宝藏岩

年，台北市政府将宝藏岩指定为公园用地，所有的违章必须拆除。这样一个在主流文化之外形成自己的次文化的社会边陲，面临现代化迫近的大轮时，应该怎么做？若是依照法律和都市规划的单一规则来看，它别无选择，但是，有没有什么价值，是我们在单一的所谓现代规划之外，也需要一并思考的呢？居民不断地陈情，得不到响应，于是学界开始主动介入。台湾大学城乡所的教授们带领着学生，开始深入地关心这个议题，逐渐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在宝藏岩是拆还是留的辩论前，发生了一件事。年，在台北市中心，有一个预定公园用地，亦即14、15号公园，陈水扁市长用了强势手段进行了拆除，一万多人被搬迁，其中一位老兵以上吊自杀抗议，这件事情对于社会造成非常大的震撼。

年，台北市市长又要竞选了，候选人之一是马英九。学界中的积极分子，如台北市城乡研究所的夏铸九和刘可强教授，他们聚集了学界跟媒体界的力量，让市长候选人签署都市改革支票，承诺要“先安置后拆除”，先补偿、安置，再进行拆除。

△蜿蜒的楼梯延伸至山坡上

年马英九上任台北市长，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以副市长为召集人专案处理宝藏岩事情。年11月，我受马英九的邀请从德国回到台北进入公务体系。上任没多久，夏铸九就带着他的学生找上门来。夏铸九是这样回忆那次会面的：

就在那段时间，马英九决定由欧洲找回龙应台任命为文化局长……我们约她在紫藤庐见面，我们的研究生还对我说，可能要准备两三个钟头来好好说服龙应台。第一个就是宝藏岩，要让久居国外的她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等我们报告完了，龙应台当下就说没问题，让我非常震惊，这不是官僚作为。原本要准备两三个钟头，打算说服的话，居然都不需要再啰唆了。简报结束，她就说好，我们就可以散场了。选举的时候，我们可以逼着马英九签字，我们很清楚那是选举的特殊氛围，可是龙应台却觉得理所当然。她做这个判断，证明她对文化是有看法的。（《走过宝藏岩──口述历史》，）

夏铸九说的没错，我对文化是“有看法”的。在他们为宝藏岩来“说服”我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九年，在欧洲十三年。去欧洲之前，心里对西欧的想象是一个尖端科技发达、高度现代化的地方，但到了德国跟瑞士之后，我非常震撼：奇怪，他们的“现代”怎么会离泥土如此接近？容我借用我《在紫藤庐与星巴克之间》这篇文章的片段来解释这里所谓对文化的“看法”：

在欧洲的长期定居，我只是不断地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种种人间的礼仪，比如说什么时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颜色送什么花，对什么人用什么词句，井井有条。春夏秋冬的生活阅历，不管是冬天的化装游行以驱鬼的传统传下来的节日，初春的彩绘鸡蛋（复活节），夏至的广场用歌舞来休息，圣诞节的庄严静思与起伏，千年礼乐并不曾因为现代化而消失或怎么样。

无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的城墙，为了一条破败的老街或者是教堂，都可能花非常大的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留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跟氛围。

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绪，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绳子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它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仍旧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的作者对话。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

△山坡上的民居

带着这样的理念，夏铸九自然不需要太困难的“说服”工程。接下来才是真正艰难的，就是理念的执行与落实。所有高尚的理想，如果得不到落实，都是空的。我在公务员任内总共三年半，三年半的时间宝藏岩的案子无日无夜不在跟我们相处，每天都在“磨”这个案子，为什么呢？

政府必须合法行事，宝藏岩的保存，牵涉到十多个市府内部的各种问题，譬如：违建聚落如何合法化？（都市计划如何变更？）；地上建筑物如何取得使用许可？地质探勘、消防鉴定、建物结构鉴定、挡土墙的稳固、坡地排水的处理、临水区防汛的设施、落石危险的防备；居民安置；再利用计划——成立艺术村的可能做法等等。

公文是要履行的，每一步都花时间和精力。一个公文除了横向的每个相关单位要知会、走完之外，还有从下而上的一层层负责、核准，一层层认定。文化局做了足足两年半的努力，全部到位以后，终于到了最后阶段──要跟市长做简报了，市长拍板，就进入执行阶段。我记得那个市长主持的会议，所有相关一级首长全部到齐，然而原本花了两年半时间协调好的各类问题，现场却又全部变了卦：安全怎么办？消防怎么办？地质结构怎么办？简直就是一个前功尽弃的会。基本上，我这个小局长是跟督导工程的副市长“闹翻”了。我说，如果两年半的功夫都是白费的话，那么全案退回，本局不再办理。

当然，后来峰回路转，再次重新开会，市长最后拍板定案，照我们原来所推动的做，因而有了现在的宝藏岩。回想起来，当时反对的副市长，并不算错，而且他的反对也值得尊敬。他从安全和公平的立场切入，我从突破窠臼和文化弹性的角度争取，这两者本来就是最尖锐的矛盾，不经过碰撞，很可能走偏。

这么详细地说这个例子，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决策以及执行的过程有这样大的困难。宝藏岩现在完整保留下来，成为艺术村，而且原来居住在内的老人家们也得以在村内安详终老，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来的？它有居民本身的奔走，有学界和文化界的长期介入，还有总共四任文化局长的接棒。最后，如果没有一个市长的定见，这一切都不可能。宝藏岩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子，可是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案例。

△宝藏岩民居

年10月2日宝藏岩变成艺术村，居民在整个山坡结构全部修缮、稳固、翻新之后再回头住进去，同时年轻的艺术家进驻其中一部分空的房子。这样算来，这一个破村保存的努力做了足足20年。

在宝藏岩开村后，我收到一封信，来自当年文化局负责宝藏岩的部属。他说：

老师，

在文化局十年多的日子里，宝藏岩是与我生活最久的伙伴。开村当天，怀着紧张的心情一早到了宝藏岩，忙到晚上近九点。在河堤看着星空，微风徐徐拂面而过时，心中闪过的是您在卸任时，写给我的临别赠言：“把市民放在心中。”

这是在辛苦付出，克服多重困难后的瞬间感受，谢谢您多年前安下的思想种子。下次回来时，让我们相约再去看看宝藏岩，它又变了。

宝藏岩是一个边陲挑战主流成功的例子，也是文化思维突破法规与工程思维的例子，但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它圆满吗？一点也不。问题还非常多，比如说，政府作为一个资源分配者，现在还为这个村子编列预算，维持艺术村的运作，也照顾村里的居民，但是这么大的成本投入，是不是还符合社会的公平原则？它要投入到什么程度？此外，宝藏岩是艺术展演区，但到底是谁在看？谁在被看？到此一游的人觉得有所收获，但是住在里头的人是何感受？

△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户外广场

传统跟现代怎么接轨？如果我们对传统有一个共同的认知，面对变局来了我们要选择往左、往右、往前面的时候，这个决定是怎么形成的？香港的调景岭是一种选择，一种决定。台北宝藏岩做的是另外一种选择，一种决定。如果说，这两种选择都叫做“现代”，那么其中最细微的分野是什么？

△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十字艺廊

我想说的是，能够称为“现代”的，可能不在于建筑或城市的外在面貌，而在于做决定、做选择的那个过程。调景岭的转化和宝藏岩的转化，起点一样，结局两样，核心差别在于，后者是公民的共同决定。有一张照片，特别能说明这个过程：在宝藏岩拍的，最左边是台大刘可强教授，代表学界的社会参与；他后面是侯孝贤，代表文化的渗透；刘可强旁边是当时任公务员的龙应台，代表政府的决策和作为，而我这个官员旁边紧贴着的，是宝藏岩的当地居民——底层的、在地的、庶民的力量。

今天希望和大家共同思索的是：所谓现代，是否并不在于它最后表露出的形态，而在于社会里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深度的碰撞、探索、抗争、辩论，最后形成一个共识。那个过程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真正地涵盖这个社会的深层情感和最真实的集体记忆。在“公民有权解释自己”这个基础上“长”出来的建筑，对我而言，才是有真实意义的“现代”。

有方“沉潜的现代：台湾现当代建筑·第7期（16年4月27日-5月3日）”（点击蓝字可查看招募详情）将由台湾建筑界的权威学者、评论家王俊雄和王增荣带领考察察宝藏岩。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进入报名页面。

编辑

王箫

版权声明

本文摘自《走向公民建筑》（第二辑—）（南方都市报[著]，广西理想国出版社）。如需转载本文请通过后台取得授权。

投稿邮箱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