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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君士坦丁堡战役被视为整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这场战役至今仍有许多谜团，其中关于双方参战人数就存在多种表述。本文整理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的线上讲座“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数字问题”，陈教授在讲座中系统地介绍了关于君士坦丁堡战役参战人数的各种说法，分析了其可信程度，并通过这一个案说明了历史研究中数字考证的意义所在。

这一讲座系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上海大学世界史讲坛”系列第八讲，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郭长刚教授主持。陈志强教授年毕业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学院，获得历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现任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系主任、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代表著作有《拜占廷学研究》、《拜占廷帝国史》、《巴尔干古代史》等。讲座在7月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的新闻背景下进行，为听众提供了多一层思考现实的维度。

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它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最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做法，实际上是恢复了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后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成清真寺的决定。当然，经过这么长时间，圣索菲亚大教堂又从博物馆变回了清真寺（年土耳其内阁法令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变为博物馆）也有其象征意义，而这应当从君士坦丁堡战役本身谈起。

圣索菲亚大教堂资料图改变世界格局的君士坦丁堡之战

年4月6日到5月29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长达近两个月的攻击，攻击的重点是陆地城墙，因为君士坦丁堡其他几面被海环绕。在这场战役中，陆地城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奥斯曼军队更擅长陆战，而海战能力较弱，因为他们是从农耕民族发展起来的。进攻时，奥斯曼军队沿着城墙布置了14个重型火炮阵地。这个战略是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制定的，穆罕默德二世发现只有在陆地城墙上打开缺口，才能攻下这座城市。现代一些学者认为年君士坦丁堡战役无论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是人类军事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著名欧洲中古史专家福西耶（RobertFossier）曾评论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西方得到的最恐怖的消息莫过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和皇帝战死”。另一位中世纪史专家布莱恩·蒂尔尼（BrianTierney）更将“君士坦丁堡于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看作是欧洲“中世纪结束”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而拜占庭史学家瓦西列夫（AlexanderAlexandrovichVasiliev）甚至在其著作《拜占庭帝国史》中称之为“整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瓦西列夫著《拜占庭帝国史》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重要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次战役结束了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统治。虽然战役之前拜占庭帝国就已经衰弱，但年标志其真正的灭亡。如果按照一些史家所认为的，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的一个特殊阶段，那么这场战役则是终止了罗马人近两千年的征服扩张暴力统治史。

第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造地跨亚欧非三大洲帝国的大幕从此拉开。奥斯曼人年的发展史从此进入帝国阶段。

第三，这场战役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和欧亚大陆传统的商贸交通网络，迫使西欧开辟新航路。因为这个时候欧亚大陆的商贸活动日益紧密，特别是与衣食住行相关的大宗商品贸易逐渐活跃起来。而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胜利改变了传统的商路，随后的几十年，西欧开始了全球性的探索，新航路的开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四，这场战役改变了全球古代地缘政治的格局，加剧了全球中古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冲突。这个“边缘地带”与之后工业文明下发展出的现代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是重合的，而之后这又成为了工业文明自西向东的全球扩张的障碍。按照吴于廑先生的说法，工业文明自欧洲西北角逐渐壮大后，开始了自西向东的全球扩张，一浪推动一浪，无论是否接受都会被纳入这个持续至今的巨大浪潮中，然而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向西扩张的全球工业化过程受到了一些阻碍。由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年君士坦丁堡战役非常重要。

究竟有多少人参战？

君士坦丁堡战役中有一些重要的数字，如城墙的高度和护城河的深度等等，而其中参战人数的问题尤为重要。因为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很难理解这场战役为何会如此惨烈，以及为何穆罕默德二世明知这是一场硬仗，但仍坚持攻打。

我国学者很早之前就在大学教材编写时注意到年君士坦丁堡战役，但是围绕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却比较混乱，不仅对战役过程自说自话，而且在攻守双方的参战人数上也出现了多个版本。有的作者也许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相关部分采取了模糊处理的办法：或不予提及，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或相互不一，甚至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在世界通史教材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涉及的内容太浩繁，线索太复杂，而且通史作家并不是拜占庭史专家。但是即使是一些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相关的专业书籍在谈到此次战役的参战人数时表述也很混乱，模糊的程度特别突出。例如《拜占庭帝国史》中认为参加攻城的部队有10-20万人，这个数字的范围太大，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在徐家玲的《拜占庭文明》中关于此次战役提出了很多改变传统的说法，但对于双方参战人数这个重要信息却不置一词。在赵彦主编的《拜占庭文明》中则认为土耳其陆军“总兵力”为15-20万人。而在《拜占庭的故事》一书中则采用了攻城部队是守军人数的20倍这一说法。由此可以看出，在人数问题上表述是很混乱的。

徐家玲著《拜占庭文明》国内书籍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数字表述混乱的根源主要在于它们各自依据的外文书籍的描述存在差异，一些公认比较权威的外文作品都有着各自的表述：就双方参战总人数而言，有的书中说是8万，有的说是10万，多的则达到了40万之众，甚至有攻守双方人数比为：1的提法。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在其经典《罗马帝国衰亡史》提到的参战人数就有20万、30万和40万；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eorgiyAleksandrovichOstrogorskiy）在《拜占庭帝国》中则用比例表示攻守双方人数为20:1；仁西曼（StevenRunciman）认为奥斯曼人参战兵力为8万，而30万和40万这两个数字是希腊人所说的，威尼斯人说的则是15万；美国拜占庭学者特里高德（WarrenTreadgold）也同意8万这个数字；专门研究晚期拜占庭军事的巴图西斯（MarkC.Bartusis）则明确提出“双方参战总人数合计为7万人”。在这些说法中，数字差距相当悬殊。上述数据都是近代以来不同学者给出的数字，而想要调查清楚真正的参战兵力数字，首先要全面收集原始材料。

陈志强教授首先注意到的原始材料出自希腊史家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拉斯（LaonicusChalcocondyles）。他在著作《土耳其史》中明确提到此次战役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临战场，“据说当时这里聚集了大约40万大军……”陈志强教授认为这是数字“40万”的原始根据。年土耳其人兴起的时间还不长，当时他们并不注重文字的记载，所以其早期的历史材料非常少。有学者认为《土耳其史》可以算作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史书，所以此处提及的“40万”可能就是后来所有史书中“40万”的来源。问题在于，劳尼库斯虽然生活在那个时代，但并不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或见证者，而只是此次战役的间接记述人，所以他提供的信息不能与其他亲历者或者战役幸存者相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尼库斯所记录的只能算第二手的原始材料，而要想知道准确数据，还是需要找到战役亲历者留下的各类文字材料。其中天主教迈提莱内教区主教莱奥纳多（LeonardodiChio）作为罗马教宗派到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助理成为了战役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他曾在给教皇回忆性质的信件中写道：“（苏丹）统率30万战将，在君士坦丁堡周围安营扎寨……希腊人的人数充其量不过0人”。此处他提到的“希腊人”是当时地中海世界对罗马帝国居民的称呼，“拜占庭人”的现代说法则在16世纪才出现。他还记载：“其他那些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从佩拉秘密前来援助的人最多不过人”。佩拉是君士坦丁堡北部的一个商业特区，当地主要是意大利商人。所以莱奥纳多的记载中进攻一方的“30万”就成为后来史书中这个数字的原始根据。同时他还提到了战役中守军一方的参战人数只有人，按此说法攻守双方的比例约为30:1。

关于这场战役，最重要的史料来自乔治·斯弗兰齐斯（GeorgeSphrantzes）的记载，他是这场战役的参与者和指挥者，也是幸存者。他曾经记载到：“苏丹返回战场，以其全部军械和陆海军对，包围了京城。他在京城18英里长的城墙下，部署了艘大小船只封锁海面，以20万军队围困陆地城墙。尽管我们的京城面积巨大，我们的守军总数却只有名希腊士兵，以及正好大约名外国士兵。”因此后世史书中的“20万”的提法根据就在此处，可能是直接引用，也可能是转引。记录中的“名”精确到了个位数，是由于斯弗兰齐斯的身份较为特殊，他是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近臣。在战争之前，君士坦丁十一世曾派他去城墙上清点士兵人数、查看缺少物资以及思考布阵策略，所以他能够知道当时拜占庭士兵的准确人数。而他提到的“大约名外国士兵”应当是编在拜占庭军队中的外国士兵，而非独立作战的雇佣兵。除此之外，杜卡斯（Doukas）也是战役的幸存者。在他的记载中写道：“4月23日，只发生了几次进攻，暴君（苏丹）调集了更多部队。那些征调而来的部队和那些自愿从各地汇集而来的人数难以计算。侦察兵报告说，至少有40万土耳其军队。”此处提到的“40万土耳其军队”可能是后世文献中这个数字的原始依据。而根据他的记载，这里说的“超过40万”是来自他人的报告而非杜卡斯自己的判断，在后文中他又记载了自己的判断：“非常明显，一个罗马人面对着20个土耳其人”，即攻守双方兵力之比为“20:1”。此外他也曾提到守军人数不足1万，可以推算进攻一方大致有20万人。而此处的“20：1”也成了后来史书中这个比例的原始出处。

只看希腊人的说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要为拜占庭的君主说话，要为首都的陷落而悲哀，还要讲述他们抵抗的英勇。当时还有一些拉丁人参战，他们从事商人、医生等职业，战役期间恰巧留在君士坦丁堡，这些人也留有文字记录。其中，佛罗伦萨商人加科莫·特达尔迪（G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