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前段时间赴香港大学演讲。当她问及在场听众的人生启蒙歌时，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发言说，“我想起进大学的时候，很多师兄带我们唱的《我的祖国》”。龙应台反问道，“真的？《我的祖国》怎么唱，头一句是什么？”她的话刚讲完，场上多人开始合唱。
这段视频公布后在网络上强势刷屏，许多大陆网民表示自己感动得哭了，有人说“爱国港人还是占大多数”，也有网民调侃“这是一场“洗脑”对决，并称龙应台当时的表情为“谜之微笑”，更有许多大陆网民为“台湾的龙部长被红歌打脸”叫好。
对此，龙应台亲撰短文回顾了自己在香港大学的这场演讲，详述了当时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以下为港媒刊载龙应台《大河就是大河》全文：
《大河就是大河》
在港大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之前，我特别对身边台湾和香港朋友们做了“微调查”，问他们：“你的启蒙歌是什么？”“启蒙”，不一定得是儿时听到学到的歌，而是，回首想想什么歌对你自己的成长历程有著特别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人都得认真地想一想才给得出答案。世代不同，答案不一样。在台湾，老一辈的，也许会说出一首抗日时期的爱国歌曲，譬如《家在山那边》或者年之前的一首日本民谣。年轻的有的提到像《橄榄树》这类的校园民歌，有的提及正活跃当下的周杰伦。
香港的朋友，一番沈吟之后，往往想到的是英文歌。好几个朋友选的都是约翰列侬的Imagine.那充满人道主义理想色彩的歌，感动了太多青春易感的心，而这首歌，蓝侬自己说，内容“几乎就是个共产主义宣言。”
于是我最后决定，演讲就从几首歌词内容经过多重意义转换的外文歌曲说起。尤其是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从农民的耕作民谣转换成游击队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过电影的力量风靡了整个中国，而今天又为伊朗抗议者所用。
年代为了纪念被国民政府镇压而遇难的学生所写的歌，辗转到台湾变成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步向刑场前的告别哀歌。歌曲，因为时空更替，与不同的集体记忆接轨而产生完全不同于初衷的意义，但是每一个意义都是真实的。
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礼堂当天是满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陆生，少许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听众合唱了好几首歌，台湾人用国语合唱《绿岛小夜曲》，一首包装在爱情里的政治抗议歌；香港人用粤语合唱《友谊之光》，两曲其实是同一首歌。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而香港正处在一个内心无比纠结的时代，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
但我欣赏他的诚实。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学，所处的氛围曾经被称为“火红的年代”，就如同年列侬发表的Imagine所倾诉的，那时的港大学生，在英国帝国统治的阴影中，是多么憧憬那个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周伟立所说的“师兄们”，就是那“火红的年代”里拥抱著纯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轻人。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在他脱口而出的那一个刹那，我就懂了。
可是这首歌我没听过－－我想听，而且这一半陆人一半港人的场内，各自都有自己坚持的信念和立场，听一首对方深爱但是自己不识的歌，不是最好的倾听吗？演讲的最终目的，其实不在于讲，而在于倾听。
我的念头全部都在一瞬间闪现：不管在本地政治正确不正确，让我们听听这首歌吧。于是我当场邀请大家一起合唱。
听众开始唱时还有点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优美有一种感染力，一会儿就唱开了。歌声流荡，化解心中原有块垒，坐在一旁不相识的人在唱歌时相视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让大家合唱的时间拉长一点，虽然演讲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让我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几分钟，在当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
歌的意义会转换，歌的温柔力道强于刀剑，正好是我整个演讲的核心。
当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被切出一个碎片，然后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我只能说，这样充满猜疑地活著，不累吗？
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
网友们怎么看？
龙应台以一句“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结尾，有网友批评，龙应台字里行间不乏试图抹去这首歌所载的深厚情怀，只见山河，不见家国，让人既意外又遗憾。
但也有网友认为，龙应台的演讲和回应被过度解读。
家国记忆：人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
一首即席合唱，能勾起如此分歧的反应，正凸显出当前两岸三地错综复杂的历史情绪。抛开纷纷扰扰，让我们回顾一下《我的祖国》究竟是怎样一首歌，“大河”真的只是“大河”吗？
这首歌的词作者乔羽先生曾于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谈到过这首歌词的创作过程。
年，讲述 的电影《上甘岭》拍摄基本完成后，经电影音乐创作者刘炽提议，导演沙蒙亲自接二连三拍电报，恳请当时正在赣东南、闽西一带取材的乔羽为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作词。
接到电报当晚，乔羽便连夜赶往长春电影制片厂。乔羽回忆道，当时问沙蒙，你认为这首歌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沙蒙痛快地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
关于创作这首歌的时代背景，乔羽谈道，“50年代，是我们国家最美好的一个时代。刚刚解放，打了这么多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大家高兴，都希望国家好一点，生活好一点，就是这么一种很单纯的想法。那时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勃勃生机，你会觉得祖国的天是那么的蓝，土地是那么的滋润。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情真的就是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到现在我都还向往那个年代。”
“新中国诞生了，每个中国人都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这样朴实的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乔羽回忆说，“我想上甘岭的战士也是怀着这种心情上战场的，那种感情是50年代人民大众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我把它融进歌里，再现出来，人民就接受它。我作为一个歌词作者，在写作关于祖国的歌词时，最先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感情，让大家唱着这支歌，享受美，创造美，珍惜美，同时就会产生一种东西——为了这美好的国家，自己得为她多做些贡献。”
当时乔羽要来样片，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天。他想到了自己在太行山里经历的3年战争岁月。
年，乔羽在任《光荣报》编辑期间，经常深入采访伤病员。乔羽回忆，他与各病房的关系甚为融洽。伤病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刘邓大军的，也有陈毅部队、陈赓部队的，聚在一起，各自夸自己的部队打起仗来是多么多么勇敢。
太行山的生活，既有枪炮相伴的日子，也有欢声笑语，乔羽是最有感受的。“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希望表现我们的战士在面对强敌、很严酷的战争面前的镇定、乐观、从容；想告诉人们，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们能赢得这场战争不是仅凭血气之勇。”
写歌词的这段时间，乔羽说他写不下去时，就会去篮球场转悠一会儿。这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又溜达到了球场。“走着走着，几个雨点打在我脸上，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为创作《红孩子》的电影剧本，我去当时的中央苏区江西得经轮渡过长江，那个场景很壮观。当时过长江可不得了啊，要两小时才能到对岸，这给了我极其鲜明的印象。”乔羽谈道，“我老家济宁，接近黄河，属北方，在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南方的水稻，不知道稻子长在水里是什么样儿的。我种过庄稼的，小麦、高粱我都知道。但是第一次见到漫山遍野、一片碧绿的水稻，我非常震惊。长江上的帆与黄河上的帆也不一样。黄河是‘泥糊涂场’，长江水却是很清、帆很白。”
“经验告诉我，来了！来了！我当时赶紧往住地跑。最先出来的句子，是‘一条大河波浪宽’。”乔羽笑了。
用了十几天，创作完成后，乔羽把稿子给沙蒙看，“他一声不吭坐了半个多小时，就这么看。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完了以后他说：‘就是它了！’”第二天，沙蒙又拿着稿子回来了，乔羽说有什么意见尽管提，沙蒙说没意见，只问了一个问题，词中写的“一条大河”是不是长江？乔羽说是啊，这就是我对长江的印象，真是一条大河啊！沙蒙当时反问，既然是长江，为什么不用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这一问把乔羽问了一个愣。
乔羽当时就说，“比如我吧，是一个北方土包子，以前只见过黄河，没见过长江，来你这儿也就见了第二次，印象之强烈引发我写出了这首歌词，但这只是一种引发，而不能代替别人的亲身感受。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条故乡的河，无论将来你到了哪里，想起它来一切都如在眼前。”
沙蒙思考了片刻，“就它了”，拿起稿子又走了。沙蒙拿着歌词找到了作曲家刘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诗情画意的歌词很快让刘炽完成了创作。
“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是我们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用美好的东西，让大家对今后更有信心。”乔羽说。
年，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放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却在录制完成后的第二天，便经过电台传向了全国。
这样一首歌，承载着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家国记忆，恐怕不是一句“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能轻易带过的。
编辑：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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