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
作者:龙应台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年:-8
?往期阅读龙应台-《野火集》夜读第1天
龙应台-《野火集》夜读第2天
夜读第三天“不干涉”为什么可贵？
何怀硕复兴高中“吻颊记过”的事件，我曾于六月四日在《民生报》，六月十一日于《联合报》各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认为姑不论复兴中学校方处分学生，记两个“暗过”一事，是非对错如何，教育部长与教育部能尊重该校的决定，不予干涉，是正确的，也是比较以前为“进步”的。另一方面，我也曾对复兴中学校方的处理方式，对我们教育某些虚伪、敷衍和落伍，对校长、训导与教师对学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处提出了批评。最后我曾说：“学生行亲颊礼而被记过，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这种领导作风，令人激赏。但对学生施行惩罚的校长与教师，其荒谬与错误，谁来惩戒呢？”我并不主张放任。
今（二十六）日读龙应台教授《机器人中学》大文，末段说“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我觉得在该事件的“舆论”里面，我曾有两篇文字参与其间，有必要说几句话，表示回应。
龙应台与胡美丽的文章，观察敏锐，析理深入，常有独到见解，发人之所未发。她的社会批评，比长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见更广，更深，虽然她是回国客座的学人；她的头脑清晰，文字锋利有力，有一股清刚之气，也有热情与魅力。她狂飚野火一般的批评，大多数我都非常钦佩。
可能百密一疏，这回她认为教育部应该干涉才对，但她没有想到教育部长久以来对各级学校事事干预，使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只能成为教育部的伙计，毫无自立的权限与独立的精神，学校岂不也变成操纵于教育部手中的机器？而龙应台是反对中学制造机器人的教育方式的，而学校既成制造机器人的机器，如何能期望学校不制造机器人？学校没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没有校风可言；自校长到教师，都应是教育家，而不能有创造性与自主权，便变成教育部办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窳败，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有一位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我们如何能不赞扬支持？至于学校的校长教师所推行的教育是“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我认为我们要检讨、追究的是这样的校长、教师是如何委派或遴聘来的？通过什么管道，认定什么资格，引来这样的一批“教育专家”？而高中可能是直属省教育厅，也不应直接由教育部来干预。我所担心的问题是某些荒谬错误的校长与教师，谁来惩戒？我还是不赞成由部长、厅长、局长来惩戒，所以对“长”字辈的人能尊重各级负责人的决定，总是首先表示激赏，而认为这是开明进步。赞美不干涉，但并不赞成放任。我觉得，教育方面应有一个评鉴委员会，由教育当局召集各级教育界、学术界有关的权威人士组成。（不是由校长、院长、系主任、训导长等“学官”来组成表决部队，因为现在的不少“学官”太政治化，承恩奉旨的话，决议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专业知识，有声望，有独立学术身份的权威人士所组成的评鉴委员会，才可能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评断。教育部长虽然没有进一步表示应如何纠正教育人员的偏弊，但他不干预的表示，难能可贵；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干预，那么教材、教法、学分、课程..连教育哲学都要唯教育部是赖，不啻将教育部视为“至圣导师”，教育还有希望吗？我相信龙应台教授深思明辨，绝无这个意思。不过社会上其他人或许会有误解，责怪舆论为什么称赞教育部不干涉呢？我们要知道集权很有力量，但很可怕；开明似乎无力，但能使生机活泼，希望无穷。我们不能既不喜欢集权，又埋怨开明。事实上，容许大家公开讨论批评，虽然没有力量马上制止弊端，但一点一滴的进步必可积成丰硕的收获。最怕的是不容许讨论批评，某些进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缩回去。藉此小文对前此浅见加以一点补充；也表示对龙教授《机器人中学》一文基本论点赞赏钦迟之意。
我的过去在哪里？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权，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国民人权获得保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工业发达，现在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卖荼的老头大概会说“嗯宰样啦！”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等等有学问的话来。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阿弗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筑；“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以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圣诞老人偷偷放的..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我伸手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着背、拄着拐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石板路再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己；几丛玫瑰随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院，爬过的老墙、认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可是你说，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廿年后的某一天，在枯干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枯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与青草茶的“过去”比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作的是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毁墙没错，错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藉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顾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古物”。
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恶势力的公仆。在我们台湾地区，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可是珍惜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能，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内政部说要“淡化”处理，是是非不明、不负责任的态度，苏市长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风，更应该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学习教训。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以“沉默”为耻
为高雄市民喝彩这一出戏精彩极了！台上有三个主角：一是刚刚上任的大头市长，一是热中连任的市议员，再就是“生气”了的高雄市民。
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脓包下刀。在台湾追求高等生活品质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是最臭的脓包，以他要大刀阔斧地去整治。
高雄的市议员团体却有不同的算盘。选举日迫近，选票最重要。摊贩是不是社会脓包根本无所谓；一个摊贩就是一张选票，非保护不可。大头市长又是个外来客，这个时候不欺负他，更待何时？报纸上描述议员如何团结起来攻击市长罔顾商贩“民生”，来旁听的摊贩集团如何鼓噪叫好，市长如何抱歉——软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环境是政府的政策，他只是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场戏。我为每一个写过信、打过电话、表过意的高雄市民喝彩。
常有人说：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准。这次高雄市民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
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乱糟糟，没有用哪！
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常常赞叹欧洲环境的幽雅清净，欣羡之余，却不曾想到，美好的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由每一个国民的努力争取来的。一个德国市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坑，他会生气市政府保养工夫没做好，会打电话去要求立即地改善。具有这种态度他必须先有两个基本观念：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来维持，政府受雇于他，就有义务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
环境脏乱恶劣，就表示这里的人民没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几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绝作“沉默的大多数”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标。不，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啊！红色！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李再钤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共的红星；苏瑞屏馆长从善如流，立即把该作品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这是一件小事吗？我认为非常严重，因为“小事”暴露出两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心态：第一是对艺术的极端蔑视，第二是极权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挂帅。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会讯”，发觉其中转载了《野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确实是我，但是内容中突然出现一段奇怪的话：“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为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涂色“小事”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台湾的艺术仍旧笼罩在若有若无的政治阴影里。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逛到美术馆去，他看的不是艺术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治的恐惧（害怕雕塑家是共产党？害怕红色对观看人有洗脑作用？害怕共产党为这个作品拍照作宣传？）而给美术馆写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们又偏有这么一位不用大脑的美术馆长。她涂改作品的动机大致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她也同样有这位投书人的恐惧；因为同意红色有政治危机，所以改色。
第二，她并不同意投书人的说法，但为了避免“有关单位”可能会有的敏感，为了自己是“官”的身分，以为涂改颜色是最保险、最省麻烦的办法。
而最后，还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议中，他说，只有一个人投书，怎么能算！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或一百个人投书认为红色有“政治”，那么涂改颜色的行为就不算错。
这个涂色事件由三个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与艺术家。三个人中，没有一个觉得政治干涉艺术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投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的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这真像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血，也是红的
孟祥森读了八月二十九日龙应台的《野火集》《啊！红色！》不得不有言。
首先，必得像龙应台一般声明：“如果新闻报导没偏差的话”，因为我甚至连那篇新闻报导也没有看到。
其次，便要问问，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在“立即把该作品（李再钤的雕塑）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之前有没有把该作品的“本色”（红色）先用沙纸打掉，或用松香水之类的融解剂化掉、洗掉。
所以，悔罪避祸之道，首先就是把那银色先“洗”掉，然后，再派人把包藏在银色之内的红色“洗”掉——要记得，必须洗得干干净净的，连一点渣渣都不准留——然后嘛，还先不能涂银色，必须先请各方面人士——当然包括原先那位投书人——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从各个角度与微角度来察看，李再钤的那件雕塑是不是呈“星”状或“可能”成星状，甚至也“莫须”呈星状，反正，只要有呈“星”状的任何“可能”，都一律把它打磨掉，打磨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打磨成再也不可能成为星状的样子，绝对、永远不再可能成为星状了，这样，才“安全”，才“没有问题”，然后，再把这永不再可能成为星状的东西，涂上银色——注意，什么颜色都可涂，就是不能涂成红色，当然，也不能涂成“近于”红色或跟红色“有关系”的颜色，再者，也绝不可涂成黄色，因为，中共的“五星旗”中，不巧它的图案——也就是那儿颗星——不是红色，而是“黄”色，因此，不但红星不可用，连黄星也是有问题的——这样，把这个除去了星状之一切可能性并涂成银色的东西，再标上“李再钤作品”——这就对了，这才是市立美术馆馆长苏瑞屏该做的事。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大学念书时，就曾听我们温文尔雅的美学老师虞君质先生对我们说过，某某年轻的抽象画家在某某国家画廓展出其抽象作品，经人指出，其抽象画中竟隐含有“毛某某”的字样，于是群众大哗，而该画家则遭治安单位扣押询问，而终由虞君质等先生联名保出的事。
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虞先生那文气非常明显的脸上透着的那极难捉摸的笑容来。
再举一个例子给那位投书市民和苏瑞屏馆长壮胆：约在半年前（当然，也是“如果新闻报导没有偏差的话”，但那篇新闻报导我是亲眼看到的），台中的某一位女议员在巡视台中通往梧栖港的中港路时，突然发现中港路两旁的行道树开的都是黄花。这一下不得了啦，她立刻赶回议府，发言曰：偌大一条路都开黄花，还成什么话，我们台中市岂不成了“黄色都市”了，因此建议市长把那些树统统砍了，另种别树——至于是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不能开黄花，当然也不能开红花，否则，不是黄城就是红城，那还得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台中市长并没有“从善如流”，我想他之所以胆敢如此固执，大概是因中港路的行道树开的只不过是黄花，而不是红花，而那女议员参的那一本，也只不过说是“台中市怕要变成了黄色都市”而非“红色”都市，否则，台中市长的肩膀不被她压垮才怪，而中港路的两排行道树即使没有连根拔除，大概也要每一棵都花八千元派人“涂”成银色了。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不会“闹事”的一代
——给大学生今年
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
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
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
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自白
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
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
他们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而后写信来。不同意的入试图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厌恶我的人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倾慕的话写下寄来。
我的反应也是一贯的冷静；觉得我用的逻辑不周全吗？好，让我再演绎一遍证明给你看。资料引用有误，对不起，我道歉并且更正。恶毒的人身攻击？我不屑于理会。至于赞美和倾慕，让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究竟值得几分；这个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消息传了出去，像野火一样烧开。
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而言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
本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小姐”。本来恨恨想跟我打一场硬笔仗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唉！对方原来是一介妇女！”本来要骂我“刻薄”、“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本来想写信来表示欣赏的人，突然犹豫起来：会不会被人误会？最奇妙的，莫过于访问记者。在我还是个“人”的时候，’访问者所拟的题目往往平淡无奇：你为什么写“野火”？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症结在哪里？等等等。变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学者”，换句话说，“女人”之后，访问的内容突然活泼生动起来：你结婚了吗？先生是哪里人？在哪里坠入情网？他在做什么？他对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兴太大出名？陪不陪你买菜？你们有几个毛毛？长了几颗牙齿？还打算生几个？用什么避孕方式？一天换几次尿布？谁换？你的文学批评干不干扰卧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书、写文章，一面照顾丈夫？你买什么牌子的尿布？在被“发现”以前，在我还是个教授、学人、正常“人”的时候，也有人赞美我的文章思考缜密、条理清晰。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思考不缜密、条理不清晰的人本来就不该选择学术的路。头脑清楚只是所谓“学人”的基本条件罢了，就像鸭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么能算鸭子！可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连这个基本条件都在一夕之间变成稀奇的东西，惹来许多问题：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会写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没有感性的一面？你究竟为什么会有那样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个女强人？你是不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写这么强劲阳刚的文章？你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时候，为了名字，还发展出一点恨父情结，怨他没给我取一个比较秀气的名字，譬如龙咪咪、龙美丽或龙可爱之类。但是父亲后来解释，他当初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龙应台，另一个就叫“龙三条”，因为我排行第三。两相比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谢，还好没叫“三条”。那么，别人是怎么发觉龙应台是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嗄嗄！”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在电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你你你，你是个——”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对不起，是啊！很抱歉哪！”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犹疑地说：“我是大文人出版社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来香味？”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在煎猪脑..”“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同意将您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让我考虑一下好吗？”“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了您煎猪脑——”“啊！没关系！”我打断他，“是我先生在煎猪脑；我刚刚在修理马桶..”“嗄———”他又半天没声音，最后才找出话来：“再见，龙小姐。”
第二天，龙应台是个女的消息就上了花边新闻，也开始了我这今人同情的遭遇。
《龙应台评小说》出版了，记者来电话；是个娇滴滴的女声：“龙小姐，这本书非常的知性，可是才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能不能说说您对这本书的期许？”“这书只是一个粗砖，我抛出去希望引出文学批评的风气来，使严格公平的批评——”“您觉得一个女人写这样的东西合适吗？”“呃———”“我的意思是说，”她紧接下去，“这样硬的东西平常都由男性来写，您写来觉不觉得奇怪？有没有压力？”“呃——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作家不能忍受负面的批评——”“对，您先生能不能忍受您的作品风格？”“呃——我不知道我的先生和我的作品有什么关联——容忍与开放是一个评者必备的态度，他不能以一己的道德意识加诸作品；他不能感情用事——”“对对对，我很同意；你们夫妻感情如何？”“感情用事就不能直言针砭，我们需要的是说实话的勇气———”“您觉得异国婚姻需要特别的勇气吗？”就是这样！被发觉是“女的”之后，与人的沟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常常这么阴差阳错的，牛头马嘴对不上。但这还算小事，比较令我伤心的倒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说“作家”，当然指男的，不必加个“男”字）阴恻恻地对我说：“你现在名气大噪，知道为什么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文章好——我思考缜密、条理清晰、头脑清——”“得了！”他打断我，阴恻恻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得了！文章好！哼。只因为你是女的！女的！”我顿时觉得心灵受伤，很难过，挣扎着反问他：“拿出证据来！”他斜眼睨着我，从头看到脚，阴恻恻地一笑：“怎么，你不是女的？”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六个月大的肚围，已经看不到脚指头了。我叹口气：“是的！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
精神崩溃的老鼠
李国栋床上堆着书，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读书读到清晨一两点，读到两眼充血，像针扎一样痛苦，才把书放开。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条绳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脚绑在一起，熄了灯睡觉。
“这样一来，我一翻身，扯不动腿，就会醒过来；醒过来就马上爬起来继续看书——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当兵去了！”联考前，李国栋很平静地这样解释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脸颊浮着一层暗暗的青气，眼白里一条一条细细的血丝。讲话的时候，眼神涣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为什么不换个读书方法？这种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吗？”他摇摇头：“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式。”“为什么不先当了兵再回来考？让心理休息一下？”他摇摇头：“非考上不可。”“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学，读职校或学技术？”他开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烂烂毛毛的：“不行，我非读大学不可。”
李国栋后来仍旧落了榜，但是也没去当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有个晚上，偷偷吞了五个大铁钉，从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刚好摔在垃圾车旁边。
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曾经作过这样的实验：把老鼠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让它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跳；跳向左门，它会碰得鼻青脸肿，跳向右门，门却会打开，门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当然不笨，训练几次之后，就快快乐乐地老往右门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麦尔就把乳酪从右门移到左门；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不知道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了。幸好，摔了几次之后，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原来乳酪在左边！
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尔又有了新花样；他把门的颜色重新漆过，把乳酪一会儿放左，一会儿放右，老鼠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后，发觉原来的抉择方式又行不通，它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习惯行为..老鼠变不过来，下一个反应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麦尔发觉，在应变不过来的时候，老鼠就搞“拧”，开始固执起来，根本就拒绝改变方式。譬如说，如果它已经习惯于跳向左门，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门口，让它看见，它仍旧狠狠地往左门去碰肿鼻子，愈碰就愈紧张。如果实验者在这个关口继续强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择，老鼠就往往会抽筋、狂奔、东撞西跌或咬伤自己，然后全身颤抖，到昏迷为止。换句话说，这只老鼠已经“精神崩溃”。
[取材自S.I.Haayakawa“1nsolubleProbleems，”InventionandDesign，N.Y..]
在垃圾车边被清洁工人发现了的李国栋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制造难题的实验家。从前，大学之门是通往乳酪的门，所有的人都往那个门跳。“士大夫”观念深深地植根，因为我们发觉成了“士大夫”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习惯于这个方式之后，客观情况却变了，乳酪换了门；往“士大夫”那个门撞去，却撞个鼻青脸肿，而且没有乳酪。
可是孩子们继续去撞那一扇门；作父母的继续鼓励孩子们去撞那扇没有乳酪的门。
他们说，“有志者，事竟成”；说“有恒为成功之本”；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老天不负苦心人”。门的颜色变了，乳酪的位置换了，可是弄“拧”了的人固执地守着旧有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于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洁工人在垃圾车边发现一团血肉模糊的——是人还是老鼠？他吓了一跳。
一个人，也只不过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溃的老鼠。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难题时时强迫他作抉择：考试失败了，爱人变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究竟乳酪在左边还是右边？不管在左在右，当一个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来应付“新”的情况，当他不计后果的，根本拒绝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精神的解体只是自然的结局；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个精神可能崩溃的老鼠？！国际局势的变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见得能解决二十年后的问题。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旧观念、旧方法，如何不搞“拧”了去老撞一扇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肿，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END-
推荐阅读(点击蓝色小字即可)：
离婚大数据透露惊人真相：大叔控已落寞，姐弟恋成主旋律！
当北方姑娘嫁给了南方小伙子，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爆笑了！
高中学霸刺死班主任，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证明你已经不再年轻的15个表现，第一个就扎心了……
小伙结婚收到姐姐一封长信，网友：看完好想有个姐姐
愿所有喜欢阅读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相逢。
谢谢你的阅读。
读更多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