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的文人记忆
作者：李昕
近些年，出版界流行话题书。
一本书的内容，如果成了文化界的话题，就有可能畅销了。
年以后，在海峡另一侧的台湾岛上，人们在热议“大江大海”的话题。这自然是与年那场国共决战有关。60年了，人们在回忆，在感慨，在反思，这一切，都是由几本书的出版引发的。
有关这个话题，齐邦媛创作了《巨流河》，王鼎钧写出了《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龙应台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李敖又出版了《大江大海骗了你》，公开与龙应台论战。
作为编辑的我，自然会及时
首印还是两万套。我们信心满满，像《巨流河》出版时一样，我们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理。
然而首轮发货不好，只占30%。发行部主任和我一说，我当时惊出一身冷汗。王鼎钧作品系列16本，这才刚刚开始呀。
必须设法挽回局面。当晚，我回家，模仿当年柳苏推荐董桥作品的口气，写了一文，题为《你一定要读王鼎钧》，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
王鼎钧所赠书法作品
今天看来，此文不过是急就章，算不得像样的评论文字。文中不过是采用借势宣传之法，把龙应台、齐邦媛、董桥等著名散文家拿来和鼎公做一对比。在承认各人都是散文高手、自成风格、各有千秋的前提下，我强调：“鼎公的作品，则以格局和气象见长。喜欢散文的读者，若想领略举重若轻的大家气象和行云流水的大家风范，我想对他们说：‘你一定要读王鼎钧’。”
就是这样一篇广告型的文字，经多方转载，却也影响颇大，使订货数字随之上升。连鼎公在美国也看到了，还来函致谢，真让我惭愧。
其实，此文所谈论的，较多是鼎公的文风。事后我反复思索，以为鼎公回忆录备受推崇，其原因恐不仅在于作者文风的独树一帜，而且更在于作者的思想境界的超拔脱俗。
这种境界，是齐邦媛和龙应台都没有的。
王德威说，齐邦媛写《巨流河》“如此忧伤”，说得不错。对齐邦媛来说，可谓“六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她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幽怨，只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背负了两代人的流徙之苦，家国之痛，身份认同之难。可谓“江南江北旧家乡，六十年来梦一场”。而她在这里，正是“如将亡国恨，说与路人知”。
相比之下，王鼎钧要超脱得多，他看到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而他对此已然大彻大悟，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心态面对。
所以，当齐邦媛如泣如诉、龙应台满怀孤愤地从事文学写作之时，王鼎钧却操起了一支冷峻清醒的史笔。在这里，他是作家，更是史家。他注重客观记录，而将主观的自我隐藏在史料背后。他表示，“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们见仁见智，如果读者们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他的写法，显然使他的回忆录历史认识价值更高。
席慕蓉曾说：“王鼎钧的回忆录真的是空间无限广大的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是见证，也都是解答，恍如历历晴川，经得起无数读者的一再回首。”
我想，正是因此，《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才能在年的＂国家记忆·致敬历史纪录者＂的评奖中，获得唯一的“年度历史图书奖”
（四）
因为龙应台不是史家，她的作品以讲史的面貌出现，出版后惹来争议是不奇怪的。有人不认同她作品的思想倾向，有人质疑她采用的史料。年初，李敖的一本《大江大海骗了你》更是把争议推向高潮。
这部书有一个副题：《李敖秘密谈话录》，全书采用对话体。看起来像是接受采访，其实不过作者是自问自答、自说自话。李敖说，他花了4个月的功夫，来回应龙应台，起因竟然是龙应台以“大江大海”为书名。
归根结底，是两人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看法不同。在龙应台看来，这是一场悲剧，因而她以“大江大海”形容之，很有些悲壮意味；而在李敖看来，这不过是一场丑剧闹剧，只能以“残山剩水”作说明。
《大江大海骗了你》封面
李敖批评说，这部作品的“主轴就是‘逃亡有理，祸国无罪’，不但有理无罪，还要我们向‘失败者’致敬呢。”
他对龙应台的质疑，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讲事件，不问原因；其次，他说龙搜集史料不全面不完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且筛选史料为我所用；再者，他说龙在国共之间，貌似公正，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对中共是严打猛击，对国民党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护短之心，显而易见。
李敖毕竟是史家，龙应台讲史，是正撞在他的枪口上，所以他极其雄辩，指出作品的漏洞，以大量“龙应台不知道”的史料佐证之。典型的例子还是长春围城。
龙应台把长春围城饿死饥民和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她的作品这样描写：“多公里的封锁线，每50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城。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龙应台认为，共产党就是这样“兵不血刃”解放长春的。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证明。
李敖引述《长春文史资料》记载，说明难民的出现，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杀民养军”和“逐民出城”的政策所致。郑洞国曾回忆，当时蒋介石有命令，要军队将城内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于是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其中规定市民只准自留3个月的口粮，其余粮食就要按议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若有抗拒不交或藏匿不售者，一经查获，一律军法从事。须知，长春围城半年之久，只留3个月的口粮能不饿死人吗？
至于难民被国民党驱逐出城后的情况，李敖引述中共方面当事人萧劲光的回忆，讲他们如何设立“难民处理委员会”，如何成立数十个难民收容所，救助和疏散难民，总共发放了吨救济粮、亿元救济金和斤食盐。
最后，李敖的结论是，蒋介石的困守孤城的战略错误和“杀民养军”的政策错误导致了大量难民死亡的悲剧。龙应台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原因。
很显然，作为一种历史讲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是有缺陷的，常常从个别现象出发讨论问题，推及一般的结论，这便难免以偏概全。在这个意义上，李敖的批评大多言之成理。然而，正像我上面所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不是历史，而是文学。她讲述的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具体个案，不脱离感性，不舍弃细节，也不追求理性的评价。她是作家，未曾想写一部“国军南渡史”。她所专注的，只是呈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些牵动人们情感、震撼人们心灵的小人物故事。就此来说，她的作品其实有很多长处，但都被李敖忽略了。
我和李敖可以说是老朋友。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港台文学的出版，第一个与我合作的台湾作家就是李敖。我接连安排出版了《独白下的传统》、《李敖自传与回忆》、《北京法源寺》等七八种作品，曾引起一时轰动。中国大陆的读者了解李敖，就是从这几本书开始的。后来我到香港三联工作，又出版过他的几本书。我和他一直保持联系，20多年没有间断。他的新作我总能及时读到。
当然，我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曾考虑是否在大陆出版此书，但是斟酌之后，这本书像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样，被我放在一边。
年12月，我到台北参加书展，顺便拜访李敖。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恢复设立三联生活书店的品牌，需要策划一批选题，我便考虑出版一个系列的李敖作品，其中有他的几本代表作，也包括他的新作，如写辛亥革命人物的小说《第73烈士》等。
在他的书房里，我将建议出版的作品系列目录拿给李敖过目。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大江大海骗了你》，问我，你为什么不出这本书？
我没有多想，随口说，三联和龙应台的合作很好，你这本书痛批龙应台，我担心伤害龙应台的感情。
当天我们与李敖的话题很多，此事没有多谈，就被岔开了。两天以后，我再次造访李敖。一见面，李敖开门见山对我说，“你那天讲话，说是怕伤害龙应台的感情，结果伤害了我的感情。想起这件事，我一直很难过。
在李敖的书房里
他拉我坐在沙发上，很动情地说，“你知道不知道，是我在帮助你们说出事实呀。龙应台胡说共产党在长春围城时不给老百姓粮食，导致饥民大批饿死，其实是国民党关闭城门不让百姓出城，眼见老百姓饿的不行了，才赶他们出城，结果共产党也救不了他们，给他们豆饼吃，有的还没吃就饿死了，有的一吃就撑死了。”
他又问，“我的书澄清事实，怎么不能出？”
我自知失言，连忙解释，主要不是为了照顾龙应台的情面，而是因为龙应台的书在大陆也没有出版。我说：“你批龙应台要有靶子。她的‘大江大海’至今没有内地版，你批‘大江大海’不是成了无的放矢？”
李敖真是机敏有才，他马上反问：“你认识杜林吗?你读过杜林的书吗?那你们为什么要出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弄得我一时语塞。
当然，我无法对他解释，他的书毕竟没有《反杜林论》那样重要。而且，在我看来，李敖对于龙应台的反驳，简直像是一场审判。龙应台即使作为被告出现，也是不应缺席的。如果从纯粹的学术角度，那么两人的观点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出版社作为公共平台，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位作者，给予作者以相同的待遇和机会。
正是因此，我期望有那么一天，龙应台和李敖关于“大江大海”的叙述和议论能够同时和中国大陆读者见面。（作者为前三联书店主编，本文原刊于香港《橙新闻》和《长江文艺》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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