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作品虽然属于它的作者所创作的，但人的思维是由社会发展所决定的，因此，文学作品看似是作家主观创作的，作者的主观因素占据主导，但与创作时的社会环境、作者所属的文明及其客观规律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即使部分作者的创作有超越时代、地理与民族界限之嫌，但也只能说是该作品作者敏锐的捕捉到人类文明本质中包含的同一性，他的思想仍然会受其所属的时代、地理与民族影响。这是因为他所得到的教育、见识等形成他的纯粹意识形态，这些因素都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例如马克思晚年时所说，他的理论来源于《物种起源》等发源于地中海文明的理论，而他本人从未到过远东与美洲，因此尽管他洞察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部分本质，他的理论依然不能完全地套用在其他地区，需要进行本土化，这也是后来的“亚细亚主义”源头之一。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可以说超越局限的思想与作品，即使有部分前瞻性但也是脱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它是文明环境孕育而出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置于文明的共性与发展必然状态下解析。

作为通过利用动物形象来反映人类、时代与社会丰富现象的作品，童话寓言以更加亲和的形式代表着本文明所提倡的价值观与教育观。这一现象随时代发展而增强，甚至到出现了言论控制与审查制度，而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刚创作时作者所针对的阅读人群，一个是孩子，一个是成年人。到今天，已经因知识普及与下沉使现在的阅读人群低龄化以至于合流。而《伊索寓言》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本质就是“希腊文化为其未来的继续者所提供的教育，定义了这种文化的价值与关怀，提供了对教育本质的一种洞见。它跨越了文明、时间与地理界限来到我们眼前。”

以“伐木者与河神”的故事为例，它阐述了诚实的重要性，也表达了“神助诚实者”的精神核心。这与古希腊的道德观与宗教观密切相关。

先说道德观：希腊人作为海洋文明，他的财富积累来源于海洋贸易，因此契约精神教育出现的早，也因此往下发展至启蒙运动时，他们认为法律是所有人的让渡而形成的每个人与社会治理组织达成的契约，从而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建立于政治原则上。而中华文明走向了道德原则治国，因此中国并未诞生那么多童话寓言，而是直接以经典灌输。

再说宗教观：希腊文明此刻因发展较晚，在日常生活中依旧有许多不可认识与解释的现象，并将此归咎于鬼神，因此他们的宗教气息依旧很浓郁，他们希望神能保护遵守道德的人。而中华文明发展早认识多，除了异常的现象之外，生产生活常见的状况可以解释，所以宗教并不那么昌盛，人们更愿意相信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的遭遇，对神的信仰也只停留在实用主义上。

同时请注意，童话寓言作品作为过去的文学作品不要以现在的道德来审视，作为读者旁观就好。例如我最爱的安徒生童话《猪倌》，显然，它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会被唾弃。

文：类人群星闪耀时

审:顾辰

图：《伊索寓言》插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