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潘小平，安徽蚌埠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主要作品有《季风来临》、《北方驿站》、《城市呓语》、《爱情这逃犯》、《文化徽州》、《徽商——正说明清第一商帮》、《风韵新安》、《在北纬30度神秘线上》、《一步跨过两千年》、《坐拥江淮》等散文随笔、纪实文学。出版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曹多勇合作）、长篇历史小说《翁同龢》。大型文化专题片《皖赋》获年度中国电视专题二等奖、安徽电视一等奖；大型理论专题片《跨越》获年度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电影《美丽的村庄》获第十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曹多勇合作）获第十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大型纪录片《潮起江淮》获中国纪录片委员会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纪录片银奖（学术奖）等。
无用之用
文到无用方从容（序）
这是我近二十年间，写下的一些带有理论色彩的文字，大多与我的工作有关，零散、短小、匆忙、驳杂，不成体系。一九九二年春，当我仓皇从高校逃离时，我十分不愿提起我的教书生涯，我尤其害怕别人知道我曾经写过评论文章，尽管在高校里，我是以新时期小说作为科研方向。其时天下滔滔，群起争利，连小说都没人看了，谁还去看评论？就弃之如敝履。然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理性是一种思维底色，不是说脱离就脱离，想抛弃就抛弃的。哪怕是以速写的笔墨，写我身边熟悉的作家，我也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去评论他们的作品。喜欢抽象的话题，耽于纯思想层面的运作，对理性永远保持潜在的兴趣。于是就零零星星，写下了这些文字，也记录下了社会的变迁、文坛的动荡、作家的焦虑，和自己的心情。尤其是在为刊物主持栏目时，所写的“卷前”与“编后”，它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二十年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作家和文学对此作出的激烈反应。从仓促到从容，从无序到有序，从抵拒到融入，从焦躁到沉静，作家在苦痛中成长，文学在阵痛中重生。它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精神史，它还是一个群体的精神史，是有关国家记忆的民间记忆。在我写下它们的时候，我并没意识到我记录下了时代，但当它们以集中的方式呈现出来时，我才看出了它们的价值与意义。
尽管在这里，个人的书写已经微不足道，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经岁月淘洗的文字，能够美好如昨。多年以前，读朱大可的评论，记住了他对安徒生的评述：“在北欧阴郁而寒冷的车站，安徒生的容貌明亮地浮现了。这个用鹅毛笔写作童话的人，是浪漫主义史上最伟大的歌者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在倾听他。在宇宙亘古不息的大雪里，他用隽永的故事点燃了人类的壁炉。”此后在一些场合，我会忍不住背诵这段文字，每一次背诵，都深深感染并感动我。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诗意的发现和诗意的表达，同样重要。将阔大的诗意融入批评的理性构架，固然很难做到，但只要有这个意愿，不是可以一点点接近吗？
呼啸而过
许春樵、赵昂、苏北和刘政屏，打算合作出版一本作品集，一开始听说时，我颇感诧异。不是说他们不能合作出书，而是觉得这四人的文体、文风、情感、审美，以及各自所占有的思想资源和叙事资源，都相差比较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春樵的优势在小说、赵昂的优势在格言、苏北的优势在美文、政屏的优势在平实记叙。当然，春樵也写散文，但春樵的散文重思想、轻感受、少气韵。而且他的散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还是高度还是美感，都不及他的小说，作为一个成名作家，别人说到他的时候，是不会想到他的散文的；一样，苏北也写小说，但苏北的小说不怎么像小说，太疏、太淡、太不注重故事与情节，近学汪曾祺，远接明清笔记。众所周知，他一直以汪先生的弟子自诩。他是不太好写长篇的，也不太好写中篇，中篇需要足够的故事资源、长篇需要坚实的架构，这些都是上天给予一个人的“资源禀赋”，而不是后天通过练习可以轻易获得。这就如同血型，是生命的底色。当然喽，若能写到汪先生那样，绝对能以小说名于世，但汪先生是不好学的，家学、境遇、才情、天性，尤其是涵养士大夫的社会氛围，早已经失去了。所以汪先生是不好学的，只有另辟蹊径。我女儿还很小，大约是刚读高一或是还没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读到苏北的小说，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好是好，不过这样拷贝，有什么意义？我大惊失色，让她这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讲：人家会以为是妈妈说的！她斜了我一眼，很是看我不起。我女儿从小熟读汪曾祺，任何一篇、任何一句，都烂熟于心。所以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后来，她读到苏北写女儿高考的文章，大加赞美，认为风趣幽默、气韵生动，而且率性而为、行不由径。这样的文字，妈妈是写不出来的。她自己虽然懒惰，至今“述而不作”，但对我的要求甚高，看到龙应台在成都电视台谈现代化和城市个性的冲突，就喊我过去听：这才是学者访谈——是变相地批评我。
话扯远了，拉回来说。再说赵昂，赵昂的散文中，不是没有叙事散文，但他的叙事散文，显然没有他的“语录体”格言好。赵昂的个性，安静、内敛、耽于冥想而疏于感知，造成他文字的精粹、句式的凝练、思想的深邃、表达的简括。他的文字，带有强烈的警世意味，一针见血，如锥如刺，让人会心一笑，或是心惊肉跳。所以赵昂是不适合写叙事散文、长散文的，警句已足以警世，罗嗦那么多干什么？好了，现在来说政屏。政屏的起步很晚，他之拿起笔来，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也不是出于挤进作家队伍的愿望，而是生活所迫。不是说钱，是说遭际，当灾难突然降临时，巨大的压力之下，只有通过文字来缓解和抒发。十年前，政屏的儿子得了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血液病，顷刻之间，天塌了。但他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所有人都能后退，政屏不能后退；所有人都能软弱，政屏不能软弱。真是茫然四顾，不知路在何处啊，万般无奈之下，政屏拿起笔来，于夜深人静之际，一点一点书写自己的希望、绝望、坚强、恐惧——逼自己承受，与死神对抗。
所以政屏的文字，朴素、真实、平铺直叙，保留了生活本身的琐屑、温情、坚实和忍耐，以及事件的完整性。不管生活怎样惊心动魄、不堪回首，政屏的文字都是波澜不惊。这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不矫情、不做作、不哗众取宠、装腔作势，感染、感动了很多人。作为写作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擅长和不擅长，用己所长而避己所短，这叫有自知之明。苏北的散文不以思想见长，却以灵性取胜，而且文字典雅、语词富丽，有语感、有节奏、有中国气息。当然，这得益于他熟读汪曾祺。春樵的小说，早年的《跟踪》、《谜语》、《悬空飞行》、《守望冬季》、《推敲房间》等等，有着强烈的形式意味和形而上的抽象与荒诞，在安徽作家中独树一帜。近期的长篇《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等等，注重人性的挖掘、表现灵魂的震颤，叙事也趋于现实和通达，思想、情感、阅历在更高的层面上融合。这一回四人合集出书，既是气味相投、山鸣谷应，也是出于一种市场的考虑——四人都出生在年，都属虎。
可巧的是，为他们插图的著名漫画家吕世民先生，出生在年，也属虎。吕先生的漫画，想象丰富、着色大胆，洋溢着浓郁的乡野民俗气息，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中国的属相，如同西方的星象，对人的一生，据说具有神秘的主导力量，又往往不可预测。民间所谓“龙从云、虎从风”，是对昂扬生命形态的赞美，借这本书的出版，祝愿他们在安徽的文坛上虎虎生风，呼啸而过。
泗水滩上的许辉
最早认识许辉，是在发表在一本什么杂志的照片上，许辉戴了一顶不知什么帽子，微微歪了头，有些自得也有些顽皮的样子。那时我已经看过他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焚烧的春天》，对他纯美文字所散发出来的纯美气息，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及至见了许辉，发现他和照片上有很大不同，不仅是不顽皮，而且有些木讷。我因为是皖北人，和他同属那片著名的大平原，有感于他小说叙事中所挟带的皖北地域文化信息异常丰厚，就想写写有关他的评论。然而和他谈话，十分费力，主要是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不说，或是说不出来。而我则以教师出身，积习难改，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独白了一个下午，中间偶尔，会听见许辉“噢、噢”的应答，和笑。
许辉的笑是不出声的，听到高兴处，突然咧开嘴，笑了，是一种无声然而灿烂的表达。
认识许辉的人回忆回忆，有谁听过许辉大声笑过吗？
这时已是九十年代初期，社会渐渐喧嚣浮躁，没有多少人读小说了，许辉在他家乡泗水的河漫滩上所渲染出来的乡村暖意，也渐渐为人所忽略。不知那一时期的许辉有何感想，不过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老样子，不怎么说话，偶尔会咧开嘴，笑了。有一回在大街上，遇见从邮局出来的许辉，说到不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浮嚣，仍然想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小城去，许辉吃惊地说：噢？
我等着他发表看法，却没有下文了。
其时的许辉正要远行，因为已经是秋天了。许辉出生在秋季。根据他的理论，一个人出生的季节，是他最具创造力的时候，也因此许辉最好的作品，总是写在秋天。我疑惑地问是吗？他笑。过后我仔细想想，我在冬季，果然比其他时候更为敏锐，于是对这一说法，便也深信不疑。
许辉要去的，是古泗水边上，那片属于他的平原，许辉对那里，有一种柔肠寸断的缠绵。每年的秋季，许辉都要回到那片平原上去，看望丰收或是歉收的土地，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和那些叫做东大营、枯河头、归仁集的村庄。许辉对女性的审美，也是属于土地，他笔下的女孩，其实是他倾心的女孩，总是阳光下的麦子一般，健康、朴素和明亮。许辉背着包，慢慢地在泗水边上走，庄稼成熟了，秋高气爽。不知哪庄的一个小年轻，正在河滩上耙地，看见许辉过来，就停下来，等着答腔。
吃了？
吃了。
庄稼咋样？
不咋样。
许辉笑了：不咋样还种！
这时，刚好又有一个不知哪庄的小年轻，扛着锨路过这里，听见他们的对话，插嘴道：就是——老屌叫你种唻！
这时的泗水滩迷漫着水气，乡村上空飘散着炊烟，不远处的村子静静站立，一如既往。那也是我熟悉的平原啊，读许辉的小说，对于像我这样漂流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是一次精神还乡。安徽地处江淮之间，北受中原文化、南受吴楚文化的影响，作家很难构筑出完全独立的叙事个性，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几乎没有可以直接进入叙事的方言，以及由这方言构成的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而许辉的小说，将这一点弥补了。
然而我们今天，还能够珍惜这种弥补的意义吗？
时常听到有人说，许辉的东西不好读。怎么会不好读呢？他的小说基本上是线性结构，一种正常的时空状态，以我的观点看，最易于接受了。但读的人不多也是事实，他们问写了什么？写了什么！每当这种时候，我都很难过。我们今天，已经急功近利到只能读粗糙的、充满了官场、情场、商场搏杀与背叛的小说了，在文学的趣味方面，我们已经只能接受粗糙。我们把大众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辉优美叙事以及由这叙事所展示的生存和生命状态，因为过于优雅和美丽，已经找不到读者。而许辉还在写《王》，一部以上古文化为背景的，一般人根本无法读得懂的政治小说。然而《王》是一部多么好的小说啊，它绚烂而深奥的叙事，将上古大黄金时代的文化景观，以及中国初始形态的政治，都完美地展现出来了。我说许辉，我一定要写写《王》。这是指写《王》的评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然而我写了吗？我没有写，这些年我急功近利，已经失去了写许辉评论的心境了。
也说不上是惭愧或是别的什么，反正我再见着许辉，不太和他谈小说。唯一能够知道的，是他仍然在写，至于写什么，就不知道了。
这年头，文人都在各自忙着抢钱，谁还去管别人干什么？
知道许辉的《碑》得到陈思和的激赏，是在一个酒桌上，席间有人说，许辉的《碑》入围鲁迅文学奖，陈思和在他编选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序言中，表达他获得《碑》时的心情，是“我们终于找到了！”而在此之前，翻遍了年的各大期刊，他一直没能找到一篇让他满意的短篇小说。非常惊诧，非常非常惊诧，还有隐隐的不安，似乎是自己丢失了什么。
此后，这种不安，一直伴随着我，直到这顿饭结束。
回到家里，我就开始找《碑》，几天后，果然在一家小书摊上，找到了那本《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品集》。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直接找许辉要，我至今说不清因为什么。正如人们所批评的那样，许辉的《碑》没写什么，没有情节也没有故事，你甚至很难用几句话概括。它所写的，仅仅是一些场景、氛围和一个人在春天买碑的路上，一些细微而隐秘的内心感受，而且是以许辉一贯的极其个人化的叙事，以及他对美丽文字的偏好。然而一些平常人的生死大痛，还是在这些文字中一点一点地凸现出来了。你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季节的律动，还有那种生命在明媚春光下的美好。
我后来时常读《碑》，那是当我厌倦了粗糙的城市生活，和自己所制造的粗糙文字的时候。
现在我再看见许辉的时候，一般都要问：最近在写什么？
许辉一般都笑，然后说写了什么，或是没写什么。不太能听清楚，许辉说话，也太慢声细语了。偶尔在吃饭的场合，也能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一位对许辉寄予厚望的前辈作家说：“许辉！”摇头，“唉——许辉！”痛心得说不下去了。
许辉好打麻将，听说在开省政协会议的时候，他晚上偷偷溜出去打麻将，半夜再偷偷溜回来。许辉是省政协委员。那位前辈，和他同住一室，所以就痛心疾首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段子广为流传：说是有几个人在打麻将，已经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奋战了几十个小时了，都很困乏。四分之二的人不想打了，四分之二的人还想打，结果相持不下。其中不想打的人中，有一个灵机一动，说：那好——让许辉来，现在就给许辉打电话！说着去摸手机，等他再抬起头来，发现一屋子的人，全都没影了。
许辉是个烂屁股，坐在牌桌前，和坐在电脑前一样，可以几天几夜不起来。
(出版于安徽教育出版社，评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