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年生于台湾高雄，现代作家。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年出版《人在欧洲》。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相继发行。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6名。年出任台湾文化部部长。年12月5日，正式卸任此职。
在儿子安德烈14岁那年，龙应台离开了欧洲的家，到台北工作，一呆就是三年半。跟儿子的联系就是每天打电话，可电话打久了就“变得无话可谈”。年，儿子18岁，脸上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坐在桌子对面，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龙应台突然觉得，与儿子之间有了一堵无形的墙，她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
一个18岁的孩子与母亲之间，和14岁的孩子是那么的不同。那时的龙应台在想，怎样可以重新认识儿子。当时龙应台有两个选择，一就是这么下去，两人最后渐行渐远；二就是得做些事情来认识眼前这个18岁的青年。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几岁；中间横亘着东西文化。龙应台说：“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一定要认识大学生安德烈。”所以她找到安德烈，问他愿不愿意跟她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彼此。儿子答应了，于是母子俩这一写就是三年。
35封家书呈现了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在这些书信中，母子俩什么都谈，包括人生理想、道德伦理、文化差异、普世价值、国际政治等。我们不仅从中看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更看到了母子俩因为通信慢慢拉近的距离。
引导儿子知性地思辨大部分父母跟孩子之间，都会出现一些特定议题，龙应台和儿子之间也不例外。
在儿子小一点的时候，会有“律”，比如在几岁之前，晚上9点以前上床；几岁之前，半夜12点之前要回到家；带儿子去上游泳课、钢琴课，不准他不去等等。但一旦超过十七八岁，这种“他律”就变成“自律”。
龙应台说：“在安安很小的时候，我爱给他讲故事。每晚躺在床上，关灯以后，我给他讲《西游记》、《三国演义》，或者德国童话。我们会一起讨论孙悟空为什么被套上紧箍、武松为什么打人时，就已经开始了一种知性的对话了。讲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然后问，你觉得毒苹果会不会特别红，因此特别有吸引力？把野狼开肠破肚救小羊──狼有那么可恶、羊有那么可爱吗？”一点一滴，知性的思辨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在儿子小的时候，龙应台常带他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儿子大后，就让他自己去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
龙应台曾说过，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上堂美学课，都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个钟点的建筑设计，都不如让孩子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次文学写作的技巧，都不如让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
尊重比改变更重要安安上小学时，龙应台检查儿子家庭作业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昨天的作业得了几只老鼠？”妈妈问。
“一只。”安安打开本子。昨天的字写得歪歪斜斜的，角落里盖着一个蓝色的老鼠印章。
“当然只值得一只老鼠；你昨天一面写一面在玩那个唐老鸭橡皮擦对不对？你能不能专心一点？一个时候只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再做另一件，懂不懂？做不做得到？嗯？把那本漫画拿开，等一下再看，拜托，你听见了没有？我数到三你再不动……”
安安终于写完了四行大字，递给妈妈。当她看到儿子作业的最后一行写得歪歪扭扭时，就拿了一张纸，要求儿子再把最后一行抄写一遍，没想到儿子的情绪突然爆发了。
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他咆哮着说：“你总是要我得两只老鼠、三只老鼠，这么好那么好，我有时也要得一只老鼠，我也有权利得一只老鼠呀！”妈妈被他情绪的爆发吓了一跳，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面对儿子愤怒的表情和一连串的提问，龙应台没有命令儿子必须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也没有赌气离开，而是搁下手中的纸，用手背抹了抹儿子的眼泪，叹了口气说：“好吧，就一只老鼠，你去玩儿吧！”在完美的作业和愤怒的儿子之间，因为心疼儿子，她最终选择了向儿子妥协，这既是对孩子发泄情绪的包容，也是对他那么小就有了维权意识的尊重。
龙应台认为，做父母是有有效限期的。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对他们来说是万能的，是完全可以依靠的。这就是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黄金时期。等孩子一到了青少年时期，父母的有效限期就快到了。该说的，该教的，该做的，应该早就都做足了，是到了验收的时候了。这验收的是父母的教育方针，也是孩子对外界的应变能力。
过期后的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10年前来的有效了。所以，父母们必须要在黄金时期内帮孩子做好面对未来的准备。
为自己的心灵找个安适之所在一个美丽的夜晚，龙应台和儿子在阳台上聊天。
儿子说：“妈，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的学历，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你会失望吗？”
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阳台上，突然静下来。
龙应台后来告诉儿子：“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有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这样，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
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而这种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母亲告诉儿子，金钱与名声绝不是快乐的核心元素。一半人在赞美你的同时，总有另一半人在批判，你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如何宠辱不惊。母亲的言说像熨斗的强大热力，一下子烫平了儿子心中的焦躁和郁闷。
虽然母子俩在很多方面都有分歧、碰撞，但龙应台给儿子足够的自由，他们可以在同一个问题上各抒己见，没有对错，他们相互尊重对方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龙应台不像是安德烈的母亲，她更像是安德烈的朋友，一个愿意聆听的朋友。安德烈也说：“这种沟通方式，让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我却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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