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被龙应台的《目送》深深吸引，它写出了所有母亲的无奈和心酸，目前我是一个十一岁小男孩的妈妈，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懂得知识越来越多，会的技能每天都在增加，他给我讲历史故事，讲天文地理，甚至讲英文单词，我却发现他说的有些我都不知道；他会打篮球、会滑雪、会溜冰、会游泳，而这些我都不会，我没有办法陪他玩这些，尽管我笨拙的非常努力的想学，但在经历了无数摔跤，呛了无数口水后，我还是没有学会；我慢慢的没法陪伴他的生活，慢慢的没法融入他的兴趣，慢慢的不太理解他的兴奋和烦恼，我正离他的世界一天天变远，他不再依赖我，我成了他眼中的笨妈妈，我们两的世界就像孤立的两个圆，交集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远。

以下是《目送》一文原文：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象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象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象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开始搜索龙应台。

龙应台，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祖籍湖南衡东，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浙江人，他们在年随着万大军逃到台湾。

落入海岛后，原是大小姐的母亲靠织渔网养大四个孩子，父亲则当个乡下警察，每三年就调动一次。

年，23岁的龙应台毕业于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8年，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在美国，她认识了一名德国留学生伯恩，龙应台与伯恩相识相恋，于年结婚，5年后（年）二人一同回到台湾，学国际经济的伯恩任职于一家银行。龙应台自己则在台湾中央大学英文系任教。

但他们只在台湾呆了3年，在此期间出版评判文集《野火集》，她的杂文针砭时弊，切中民意。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年仅33岁、被余光中称为“龙卷风”的女子便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因丈夫受聘于瑞士的一家银行，龙应台不得不选择旅居瑞士，随后（年）又定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开始了漫长而孤寂的14年异国生活。年，出版《人在欧洲》。

然而14年的欧洲婚姻家庭生活终究无法满足一个知性女子的期许，白人的世界也不容一个外来女子有太多的发挥余地。年她结束了自己的婚姻，回到台湾。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相继发行，再次在大陆文坛和书市被称为“龙卷风”。年（47岁），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年12月5日卸任。在这期间，3年，龙应台开始兼任香港大学教授。9年，龙应台推出了号称用了十年酝酿、一年闭关、走遍三大洋五大洲才写成的《大江大海》。

年，安德烈14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中国台湾就任台

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她和安德烈的联系就是每天打电话，电话打久了就变得无话可谈。

3年，龙应台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所以龙应台就想到底怎么样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人，当时她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就这么下去，两个人最后渐行渐远；第二个选择就是，做些事情来认识一个18岁的人。如果是前一个选择的话，龙应台挺不甘心。所以才会去找安德烈——心里不抱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期待，甚至等着被安德烈拒绝——她还是找了安德烈，问他愿不愿意跟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彼此。

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就这样，他们以书信的形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时间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后来成了《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

4年，龙应台父亲过世。父亲的死，像是突然给龙应台过去色彩斑斓的人生硬生生地划出一道黑暗而诡异的门，“那像海上突来的闪电把夜空劈成两半，天空为之一破，让你看见了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深邃裂缝”。接着，母亲又被诊断痴呆症。龙应台顿时像断了线的风筝，连漂泊都失去了方向。

此时此刻她才痛切体悟到，几十年来她的悠然自得，都因为“父母就是理所当然地在那，就像家里的家具一样，你不会跟家具说对不起”。

渐渐地，龙应台少了旁观者的壮怀与激烈，多了几分落莫孤单后的澄净与透澈。

《目送》就写于此时，《目送》是作家龙应台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后，龙应台再推出思考“生死大问”的作品，是一本感悟性的人生之书。

《目送》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

65岁时，龙应台辞职回到乡下，陪伴早已不能说话的老母。

母亲甚至不知道她是谁，龙应台便一遍一遍的叫母亲的名字：美君你在吗？美君你好吗？我是你的女儿。

总结龙应台的一生，祖籍湖南，台湾出生，23岁去美国留学8年，回台湾3年，之后14年异国生活，47岁回国任文化部长15年，之后回乡下陪伴母亲。

她的第一个儿子安德烈出生于年，在台湾出生，出生一年后，去瑞士，之后一直在德国，《目送》一文中写到的安华上小学应该是在德国，龙应台离婚回台湾时儿子只有14岁，文中写到的十六岁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时龙应台已经在台湾任文化局长了，那时儿子在德国，而龙应台在台湾，母子已经分开了2年之久了，所以才会在机场那样微微陌生方式的告别。儿子18岁时，龙应台感受到了和儿子之间的陌生，决定尝试用书信方式和儿子交流，一个母亲用了三年时间写了无数封信慢慢融化和儿子之间的小缝隙、小隔阂，无论这些缝隙和隔阂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龙应台的这个努力都值得所有母亲学习和借鉴。之后父亲的过世似乎让龙应台又有一些感悟，她慢慢感悟到父母和儿女的缘分只会渐行渐远，这是自然规律，谁都无法阻挡，就像她无法阻挡父亲的去世，同样也无法阻挡和儿子的渐行渐远。所以儿子21岁时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龙应台意识到那扇紧闭的门她进不去，而这是她无法改变的了，她已经做了三年的书信沟通努力，她尽力了，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而有些事注定无法改变就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吧，这是一个母亲最深的感悟。

龙应台的文字，“横眉冷对千夫指时”，寒气逼人，如刀光剑影；“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却温柔婉转仿佛微风吹过麦田。从纯真喜悦的《孩子你慢慢来》到坦率得近乎“痛楚”的《亲爱的安德烈》，再到写作境界逐渐转往人生的深沉的《目送》，龙应台一直在变化，在随着年龄而增加厚度和温度，无论是寒气逼人的龙应台还是温柔婉转的龙应台，这个多变的女作家都在这个时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