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年第4期
帕提亚东征与丝路中段的曲折拓展[1]
内容提要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西迁所引起的塞人迁徙浪潮，导致了帕提亚帝国严重的边患。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将帕提亚人的势力向东推进至木鹿乃至河中地带，帕提亚人控制下的撒马尔罕道由此畅通。未几，塞人再犯，帝国东部局势再次告急。随着米特里达提二世的东征，帕提亚人最终得以控制从木鹿东至阿姆河中部的地区。帕提亚人的东征不仅解决了帝国的边患，而且帝国统一秩序的确立更在客观上保障了丝绸之路中段有效贸易格局的形成，为张骞时代丝绸之路的最终连通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作为横亘古代欧亚大陆的洲际交通枢纽，它的开通是历史时期东西方世界双向拓进的结果。除了公元前2世纪以张骞为代表的汉代中国人由东向西的探索外，早在公元前6世纪以来，波斯人、希腊—马其顿人以及帕提亚人和罗马人都曾努力积极地向东探寻，他们对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延伸也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因此，于改善国内丝路史研究“难以西进”的困境着眼，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显然需要在“整体历史视野”的引导下进行必要的视角转换。[2]
整体考察丝绸之路本身的历史发展，不难发现内陆欧亚的地理特征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丝路各段交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如波斯帝国的对外征服和亚历山大的东侵直接促使帕米尔以西从中亚至地中海一线交通网的较早确立，但帕米尔以东经新疆、河西走廊连接中原的东线在真正意义上的开拓却始于汉代，这说明西部丝路线的畅通明显要早于东部丝路线。[3]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的畅通及其发展与沿途地区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以西部丝路线为例，如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从近东两河到印度河之间，诸国相互攻伐，战事频仍，加之中亚北部地区游牧民的南迁等原因，西部丝路交通线，尤其是中亚一段的贸易交往时常受到游牧民南侵的影响。直至前2世纪以后，随着帕提亚人的屡次东征和帝国统一秩序的确立，丝路中段的交通线方又复归于单一稳定政权的统辖之下，这为随后张骞西使和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换言之，张骞时代丝绸之路全线的开通离不开帕提亚人对丝绸之路中段的开拓。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记载的贫乏，学界对帕提亚与丝绸之路关系问题的探究多停留于宏观性的概述，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4]对于帕提亚人建国后向东扩张的历史，更因史料的奇缺而少有人碰触，以至成为早期帕提亚史研究中长期滞留的难题之一。鉴于此，本文以中西方古典文献和钱币学材料为核心，结合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试图在厘清帕提亚东疆边患问题由来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帕提亚人的两次东征与丝路中段道路交通的拓展变迁，进而说明帕提亚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一大月氏、大夏、塞人与帕提亚东部疆域问题的由来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在蒙古高原的崛起引发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浪潮。[5]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且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欧亚内陆政治格局的变动。受到匈奴和乌孙打击后，月氏人的西迁曾两度引起了伊犁河至阿姆河一带塞人西进的浪潮，从而直接导致了帕提亚时期最严重的边患。这一多米诺式的民族迁徙便构成了帕提亚东部疆域问题的大背景。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在匈奴崛起以前，月氏势强而“轻匈奴”，头曼亦曾将其子冒顿“质于月氏”。当时大月氏称霸于从祁连山至天山、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且一度伸张势力至河套内外。[6]及冒顿立，月氏才开始大规模西迁。[7]关于大月氏西徙问题的研究，尤以两次西徙的时间分歧较多。但结合张骞西使期间对于大月氏的叙述，则又可进一步推测出较为确切的结论。[8]且细说如后。第一次西迁大约在公元前～前年间，因“月氏王为冒顿所杀”，遂由河西迁至伊犁河、楚河等塞地。《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即说明大月氏赶走了塞种人，占其地而居。“其地”，普遍的说法是伊犁河地区。虽然《汉书》只是说“塞人南越县度”，但显然被大月氏从塞地逼走的塞种，也有一部分西徙至锡尔河以北马萨革泰人居地，并逐渐渡河南下侵入索格底亚那地区。查士丁说尤克拉提德（EucratidesIMegas，约公元前～前年在位）统治时期，巴克特里亚人在内外战争的侵扰下失掉了国土，逐渐衰落，正是对这一情形的映证。[9]这批塞人集聚于阿姆河以北，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形成对峙之势长达20多年。[10]约公元前年，他们的四部Asii、P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趁机推翻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政权，建立了大夏国。[11]也许正是由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缓冲作用，所以月氏人第一次西迁所引发的塞人西进浪潮并没有很快涌入帕提亚帝国的边疆。但随着这一屏障的消失，帕提亚人的东部疆域就立即变成了塞人南下和西进的走廊。同时，也由于米特里达提一世（MithridatesI，约公元前～前/年在位）强硬的抵抗，塞人对于帕提亚东疆的冲击相对小了很多。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就没有塞人闯入过帕提亚领土的事实。如南亚史专家尼利斯（JasonNeelis）认为，公元前年米特里达提一世去世后，原居于费尔干纳和阿赖河谷的一支塞人进入了德兰吉亚纳（Drangiana）地区赫尔曼德（Helmand）河谷一带，即后来的萨卡斯坦（Sakastan，即Seistan）地区。[12]
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大约在公元前～前年间，因受匈奴和乌孙的联合打击，遂又放弃伊犁河、楚河居地，经由大宛、撒马尔罕而西徙至妫水北。这次迁徙发生于张骞第一次西使被困于匈奴的时期，后来张骞曾在大夏停留一年多，清楚了其中的原委。《大宛列传》载，大月氏“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汉书·张骞传》亦言：“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
由于文献记载不甚明确，因此大月氏西击且臣服的对象“大夏”便成了学界长久争论的话题。[13]概括说来，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大夏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且认为大月氏西迁到阿姆河后，攻灭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政权。理由是汉史籍中的大月氏，就是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63～公元24年）所提及曾推翻希腊—巴克特里亚政权的四部之一的吐火罗（Tochari）。[14]第二，大夏即吐火罗国。约公元前年，以吐火罗为首的游牧民征服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约10年后，大月氏第二次西徙至此又臣服了吐火罗国。即是说，希腊—巴克特里亚先为吐火罗人所征服，后又为大月氏所征服。理由是这里的大夏即吐火罗的音译。[15]第三，大夏本是塞人的部族Dah?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占领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的地方后建立的国家。其根据是大夏可能即Dah?一词的音译。[16]第四，大夏即希腊人，理由是大夏（Ta-hia）的第二个音“-hia”是Yavanas的第一个音节，而Yavanas即希腊人，所以大夏即希腊人。[17]
综合来看，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前两说之间。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古文献记载的不明确性所致。窃以为，以上观点皆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都存在推测的成分，因此不可避免彼此对立。相较而言，似以第二种更为可信。首先，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一句来看，这种情况不符合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18]其次，若大月氏为吐火罗，以两汉时期对大月氏的了解来看，为何两汉史籍在交代大月氏时均不见“吐火罗”一名呢？吐火罗一名虽首见于《魏书》（作“吐呼罗”），但实际上吐火罗国两汉时期就已来贡。《后汉书·西域传》所云：“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学界多认为其中兜勒即Tukh?ra之音译。[19]再者，《新唐书·西域传》已明言：“大夏即吐火罗也。”[20]第四，将月氏认同是吐火罗是早期外来僧侣的错误，由于后人不能深辨以致出现混乱。[21]第五，近些年来对阿伊·哈努姆遗址的考古研究认为，巴克特里亚曾先后经过两次游牧民入侵，[22]这显然与第二种观点更为相符。如此，大月氏西击的“大夏”实为灭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在其故地刚刚建立了政权的吐火罗国家。
根据以上推论，再结合相关研究便可知大月氏第二次西迁的大致情况。约公元前年，大月氏离开伊犁河流域。公元前/年过大宛时，很可能也遭到了轻微的抵抗，但很快就又经过康居。[23]渡河后，便闯入了吐火罗人建立的大夏。约公元前年，大夏诸部受到大月氏的攻击，邻近的塞人也受此影响便渐渐云集于帕提亚帝国的东境，形成了严重的边患。[24]根据查士丁的记载，约公元前/年，帕提亚国王弗拉阿特斯二世（PhraatesII，约公元前～前/年在位）在与塞人的战斗中身亡。[25]同时，受大月氏攻击的吐火罗人，也有一部分继续西行至帕提亚帝国东部。约公元前年，阿尔塔巴努斯一世（ArtabanusI，约公元前/～前年在位）又在与吐火罗人的战斗中负伤身亡。[26]不出四年，帕提亚两位国王皆殁于东疆的战场，足见边患对阿尔萨息斯王室政权的威胁。
由大月氏西迁引起的塞人诸部的西徙，如波推浪，渐波及帕提亚帝国的整个东部领土，甚至一度深入帝国的核心地带。斯特拉波在介绍塞琉西亚时曾说，因为帕提亚人体恤塞琉西亚人，担心他们会遭到斯基泰部落的祸害，便把这个村镇变成了其都城。[27]这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塞人曾入侵帕提亚帝国西部的事实。[28]现代的学者们对此问题，也各抒己见。塔恩推断此次塞人入侵帕提亚主要有两个方向：西迁的一路从木鹿至赫卡通皮洛斯（Hecatompylos）再到埃克巴塔纳（Ecbatana）；南迁的一路从木鹿至赫拉特（Herat）再到锡斯坦（Sistan）。[29]马歇尔则采用赫茨菲尔德的说法，甚至认为约公元前年塞人征服了帕提亚帝国的大部分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以东的查拉塞尼（Characene）建立了阿迪亚伯尼（Adiabene）的塞人王朝。[30]塞人的此次入侵及带来的政治混乱，诚如俄国学者科舍伦科（G.A.Koshelenko）所说，使得刚崛起的帕提亚国家陷入几近崩溃的边缘。[31]
二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与撒马尔罕道的出现
以上梳理了公元前2世纪以来大月氏两次西迁所引发的塞人迁徙浪潮及其对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的影响。从这一时期内陆欧亚的整体历史发展来说，正是由大月氏西迁引发的塞人对帕提亚帝国统一秩序的破坏，致使自亚历山大东侵以来和塞琉古时期从河中经巴克特里亚西去美索不达米亚和南下阿里亚（Aria）、阿拉霍西亚（Arachosia）的有序贸易格局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对于帕提亚人而言，进行东征以解决塞人带来的边患问题，不仅是重建帝国秩序的需要，也是恢复塞琉古时代以来美索不达米亚通往河中地区贸易交通的必然选择。本文所谓帕提亚东征，主要指帕提亚国王米特里达提一世和米特里达提二世（约公元前/年～前88/87年）在位时期巩固东疆领土的军事行动。从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历史过程看，这两次东征对丝路道路交通的拓通意义重大。以下结合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分别就两人的东征及其对丝绸之路开通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分析。
帕提亚立国之初的70余年里，东西两面分别受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塞琉古宗主的压迫，故领土主要囿于原帕提亚行省。即使向西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大体也不过赫卡通皮洛斯。及至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位，帕提亚才由王国发展为帝国，因此，他被认为是帕提亚帝国的奠基者。但目前对于他本人生卒和即位时间的研究，疑云颇多。据查士丁《概要》记载：“大约在米特里达提开始他在帕提亚的统治的时候，尤克拉提德也开始了他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32]由于尤克拉提德继位时间约为公元前年，所以学者们也将这一年视为米特里达提一世统治帕提亚的开始。至于卒年，则根据他在位后期发行的4德拉克马银币（塞尔伍德类型13.5）上的塞琉古纪年，可大致确定为公元前（或）年。[33]如此，可推定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位时间为公元前～前/年，前后约34年，本人即采此说。[34]
关于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研究，目前学界已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基础。[35]就其东征的背景来说，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米特里达提一世即位之初，帕提亚已有了70多年的经济和军事积累。查士丁在《概要》中说阿尔萨息斯一世（ArsacesI，约公元前～前年在位）自立国后，便趁机安定帕提亚的政治，招兵买马，巩固城市，以图发展。由于国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经济自然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36]另一方面，相对有利的周边形势为其对外扩张创造了适宜的时机。就西边来说，塞琉古诸王虽然几次力图收复帕提亚，但因苦于与托勒密的战争而屡屡不能得逞。正当安条克四世（AntiochusIV，约公元前～前年在位）挫败托勒密挥师东进时，却又遇到罗马的威胁。公元前年，安条克四世卒，继位者安条克五世（AntiochusV，约公元前～前年在位）年仅9岁。[37]就东边而言，帕提亚立国之初，曾积极主动与希腊—巴克特里亚建立盟友关系，两国间相对无事。但米特里达提一世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巴克特里亚在各方面战争的影响下，国势骤衰，实际上已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38]此外，早在米特里达提一世即位前，其兄长弗拉阿特斯一世（PhratesI，约公元前～前年在位）已征服了北部的马尔迪人（Mardi），帕提亚北部的边患已有所缓解。[39]总的来看，以上诸条件皆为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古典文献关于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记载少得可怜。在所有可利用的文献材料中，只有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间接并模糊的信息。
希腊人占领这个地区（指巴克特里亚）后，将它划分为若干个行省。其中的阿斯皮奥努斯（Aspionus）省和图里瓦省（Turiva）被帕提亚人从尤克拉提德的手中夺走了。而且，他们还占领了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地区……[40]从上述信息看，斯特拉波只提及帕提亚人占领了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同时还占领了索格底亚那部分地区。但他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以及原因，这为目前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在20世纪前期，塔恩却指出《地理志》（11.11.2）有脱文现象。《地理志》原文：
塔恩在马伽特（J.Markwart）和吉尔斯林（E.Kiessling）的基础上，认为从的属性判断，此词意思应指“thesatrapyofAspiones”。依据在于，古典作家在描述一个省时，若只有总督的名字而没有地区名称的话，是很不正常且易引起混乱的。因此，他认为一词后面肯定还有一个地名。至于第二个名词“”，应该拼为“”才对，也即厄尔布尔士山附近的Tapuria（大布里亚）。如此，第一个省的名字应为。这也意味着，原文脱掉了第二行省的名字。结合当时的历史和后期帕提亚的造币厂来说，第二个省应该是Tapuria东边，且位于木鹿和阿里亚之间的Traxiane（特兰西亚奈）。如此一来，斯特拉波漏掉的阿波罗多鲁斯的原文应该是“(theAspionusTapuriaandtheTraxiane)。[41]这样的话，帕提亚人从尤克拉提德手中夺回了阿斯皮奥努斯的大布里亚和特兰西亚奈。按照塔恩的理解，大布里亚应该在厄尔布尔士山阿特拉克河（Atrek）上游谷地一带，特兰西亚奈在大布里亚的正东，靠奥库斯河（Ochus）一带。概言之，即现在马什哈德（Mashhad）北部的地区。帕提亚人的东征其实只是收复昔日被巴克特里亚夺取的领地而已。[42]塔恩认为约公元前年，米特里达提一世进攻尤克拉提德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并取得成功。这不仅有钱币学的证据，而且还有托勒密在其作品中提及的“SuroganaofPhraates”为证。该城位于巴克特里亚靠近阿姆河的地方，从其名称来看，这显然是帕提亚人统治过巴克特里亚的一个证据。在米特里达提一世安置好巴克特里亚后，他便挥师南下，进占了锡斯坦、阿拉霍西亚和格德罗西亚（Gedrosia）等地区。约公元前年，米特里达提一世安置了一部分塞人至赫尔曼德地区，这便是后来萨卡斯坦一名的由来。[43]塔恩的理论一经提出，便成了学术界研究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经典论证，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然而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于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时间、东征所占领的地区等问题，又陆续提出了新的看法，这也意味着塔恩的论证面临着新的质问。如关于东征的时间，就多达五种观点。[44]此外，学界还普遍流行两次东征的观点。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罗林森（GeorgeRawlinson）即持此说，他认为第一次发生于入侵米底之前，在与尤克拉提德的战争中夺取了西巴克特里亚地区，即上文斯特拉波所说的地方；第二次发生于公元前年左右，由于巴克特里亚国势衰弱，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与赫里奥克勒斯（Heliocles，约公元前～前年在位）的战争中又夺取了东巴克特里亚的大部分。他认为米特里达提一世征服的地区大致在帕罗帕米苏斯（Paropamisus）和巴尔赫之间，即捷詹河（Tejend）和哈里河（Heri-rud）之间的区域。[45]近年来，奥布瑞切特则在其新作中亦提出两次东征说，并就该问题做了更为细致的论证。他认为第一次约发生于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位的前期，应该在征服米底之前，具体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前年间。帕提亚人夺取了阿里亚、马尔吉亚纳和西部巴克特里亚，最东到扎里亚斯佩斯河（Zariaspes）和巴尔赫以南的地区；第二次在米特里达提一世统治的最后10年（公元前～前年）。不仅如此，奥布瑞切特还进一步否定了塔恩的推论，认为他的论证只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并对早期的学者如帕提亚史专家德贝沃伊斯（N.C.Debevoise）和意大利学者达菲纳（P.Daffinà）等人采纳塔恩观点的做法表示遗憾。他认为图里瓦（Tourioua/Touriva）可能是帕提亚人给他们所夺取的地方起的名字，而阿斯皮奥努斯（Aspiones）很可能与阿尔萨息斯王朝有关，并非希腊巴克特里亚的督区。这两个地方应该位于哈里河和阿姆河中游之间，即现在以马扎里沙里夫（Maz?r-i-Sharīf）为中心的区域。经过此次东征，尤克拉提德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变成了帕提亚人的臣属国，这一点在查士丁的《概要》中也有所反映。奥布瑞切特还补充说，至于目前钱币材料显示木鹿地区最早的帕提亚钱币是弗拉阿特斯二世而非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信息，显然既不能完全用来作为否认米特里达提一世曾经征服木鹿的证据，也不能像科舍伦科那样认为木鹿地区只是到了弗拉阿特斯二世时才成为帕提亚人势力范围的。[46]
从帕提亚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来看，塔恩和奥布瑞切特的论证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帕提亚历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传统。前者倾向于对史料作出大胆且精巧的解读，后者则偏于审慎以及对钱币等材料的综合利用。相较而言，塔恩对史料的解读过于随意，奥布瑞切特的论证显然更趋严密和合理。此外，就两次东征的问题，虽然罗林森和塔恩、奥布瑞切特看法略有不同，但皆承认帕提亚人在米特里达提一世时期占据了木鹿，甚至是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南部。[47]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可视为定论。
此外，米特里达提一世是否入侵过印度呢？这一问题的争论源于以下两条史料的记载。其一，西西里人狄奥多鲁斯（DiodorusSiculus，约公元前80～前20年）在其《历史集成》中说：
帕提亚人的国王阿尔萨息斯为人温和有礼，且富有成效地扩大了他的帝国的疆界……他最远扩张至印度。[48]其二，罗马帝国晚期作家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Orosius，约公元～？）在他的《反异教徒的历史》中记载：
米特里达提，阿尔萨息斯王室的第六位帕提亚国王……征服了希达佩斯河和印度河之间所有民族，并将他残忍的统治推进到了印度。[49]学者们对于以上两人的记载多持怀疑态度。很显然，两人对同一个人物性格的描写完全相反，这样颇让人怀疑他们记载的可靠性。结合米特里达提一世时期帕提亚的情况来说，入侵印度的可能性也比较小。首先，若米特里达提一世曾入侵过印度，何以查士丁《概要》和斯特拉波《地理志》皆不见有载？其次，约公元前/～前年，印度处于米南德一世（MenanderI）统治时期，国势强盛，帕提亚人入侵的可能性不大；再次，印度西北不见有米特里达提一世的钱币出土。虽然米特里达提一世钱币上刻有大象，但不能就此认为这是其征服印度的象征。因此，如德贝沃伊斯所言，米特里达提一世入侵印度被贴上了“传说”的标签。[50]
不难看出，虽然文献记载模糊难考，但总不失其可信之处。从上文对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考述可知，在经过他的东征后，帕提亚人将势力向东推进至木鹿，甚至过阿姆河与索格底亚那相接。换言之，经过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从帕提亚王都赫卡通皮洛斯至东界木鹿乃至河中一线的交通在统一王权的治理下得以重整，帕提亚人控制下的撒马尔罕道由此开通。同时，在东南方向，由于帕提亚人对赫拉特和锡斯坦的有力控制，使得南去坎大哈（Kandahar）和印度的交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保障。尽管经撒马尔罕一线的交通网早已存在，但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该地区长期处于军事冲突的大环境中。只是自米特里达提一世开始，帕提亚人通过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有效地维护着丝路中段的交通和贸易，逐渐成为内陆欧亚帕米尔以西的最大中介商。张骞回国后向武帝报告称“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即是对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后帕提亚人势力东及河中的如实反映。[51]
三米特里达提二世的东征与帕提亚段丝路交通的畅通
米特里达提一世去世后，随着大月氏的第二次迁徙及其引发的新一轮塞人迁徙浪潮和河中格局的巨变，导致帕提亚人刚建立的东疆地区优势旋而复失。如何重拾河中要地，又成了新继位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部分再结合相关材料，进一步考述米特里达提二世的东征及其对丝路交通的影响。
约公元前年弗拉阿特斯二世继帕提亚王位，因年幼，其母协其执政。同年，塞琉古开始了安条克七世（AntiochusVII，公元前～前年在位）的统治，此时武帝即位刚三年，时年仅18岁。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此前不久，赫里奥克勒斯很可能在从印度来的希腊人帮助下，驱逐了进占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帕提亚人，并收复了索格底亚纳南部以及木鹿地区，但是塞人冲击的大浪潮亦不可避免。[52]约公元前年，在冲击下希腊—巴克特里亚几近崩溃之边缘。不久，塞人的一支进入德兰吉亚纳地区赫尔曼德河谷一带对帕提亚造成新的威胁。10年后的公元前年，随着大月氏第二次西迁产生的冲击，塞人进一步向阿姆河以东和以南地区分别推进。但由于在今喀布尔一带有希腊人的防御，因此，塞人大规模涌入帕提亚帝国的东境。[53]不出几年，赫拉特、锡斯坦和木鹿等地皆为塞人所占据。[54]弗拉阿特斯二世在与塞人的战争中败亡后，帕提亚人面临的形式愈加严峻。其叔叔阿尔塔巴努斯一世在继承王权的同时，更继承了如何面对塞人和吐火罗人的难题。他甚至被迫向塞人纳贡以求得和解，但最终亦殁于东征巴克特里亚的战场。[55]这一事实足以反映塞人对于帕提亚帝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同时也意味着在米特里达提一世之后，帕提亚人控制的撒马尔罕道又被游牧民的迁徙所阻断，双方的战乱也对这一时期的刚刚恢复的边境贸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约公元前/年，米特里达提二世开始统治帕提亚，他的统治“是以与东西方威胁帕提亚王朝的势力的斗争开始的”[56]。查士丁说他战功卓著，使自己赢得了“Magni”（伟大的）称号，但对于他在位期间的历史记载极其贫乏，只有寥寥数语。其《概要》摘记如下：
米特里达提的成就使其赢得了“伟大的”这样一个绰号。……他以极大的勇气进行了很多与其邻国的战争，征服了很多民族并将他们纳入帕提亚帝国。他还成功地发动了一系列对斯基泰人的战争，为他们给其先祖造成的伤害复了仇。[57]很明显，文献中所说给其先祖复仇一事，便说明米特里达提二世曾对帝国东部地区的吐火罗人和塞人发动过战争。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别的记载能说明米特里二世的东征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萨克斯（AbrahamSachs）和亨格（HermannHunger）等著名亚述学家的努力下，巴比伦天文日志和文书材料陆续被整理出版，研究者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与古典文献相互映证的线索。其中，公元前年的一条文书材料有着如下记载：
A18：……那个［月］，第15天，阿尔萨息斯国王的一份皮草文件
A19：［这份文件］是写给巴比伦的主管和住在巴比伦的（希腊）公民的，并曾在观察院被朗读过；由于此，军队聚集了起来并且要去与那个（遥远的）城市的王子及其部众作战［……］
A20：［古提人的］，他们杀了我的兄弟阿尔塔巴努斯，我整顿［军队］反抗他们并与他们作战；我在他们之间完成了一次大杀戮；除了两个人以外［……］
A21：［……］没有被杀；王子和他的部众逃离战斗并撤回艰难的群山里。
A22：［……］离开了。那个月，阿拉伯人像变得和以往一样敌对并抢劫。那个月，国王阿尔萨息斯［去］到古提人（Gu-ti，即Gutian）国家那个遥远的城市与他们作战。[58]
这次战役发生在巴比伦历塔什里特（Tashrit）月，约公元前年的9～10月之间，这显然是在米特里达提二世统治的时期。巴比伦文献中的“Gu-ti”（古提人），往往泛指游牧于扎格罗斯（Zagros）地区的蛮族，这是指吐火罗人。[59]阿萨尔在论及这一则材料时，认为这里的“Gu-ti”是入侵的游牧民，极有可能是指王家塞人部落中一支Sacaraucae。[60]若此，这无疑是指帝国东部曾经入侵过巴克特里亚的四部。奥布瑞切特认为，文书中提到的“古提人国家的遥远城市”和“艰难的群山”无疑是指巴克特里亚，古提人即吐火罗人。由于米特里达提二世率领帕提亚人进攻，吐火罗人可能逃至巴克特里亚北部和靠近索格底亚那的希萨尔山（Hissar）中。至于文书中的阿尔塔巴努斯身份问题，他采用阿萨尔的意见，认为是米特里达提二世的兄弟而已。[61]该文书提供的时间线索，已无需怀疑。如果这一结论正确，那么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就有了进一步的佐证。
这一推论在斯特拉波的笔下也得到了证实，他在《地理志》中记载：
后来他们（指帕提亚人）变得很强大，总是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以取得邻国的领土……同时，他们也占领了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土地，赶走了斯基泰人。在早些时期，他们也赶走了尤克拉提德及其追随者。[62]由于斯特拉波的记载来源自阿波罗多鲁斯，此人生活于米特里达提二世统治时期，因此，可以阿波罗多鲁斯记载这段历史时所处的时代为时间参照。阿波罗多鲁斯说，帕提亚人占领巴克特里亚是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的结果。而他所谓的早些时期帕提亚人赶走了尤克拉提德及其追随者，显然是在他以前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指米特里达提一世对巴克特里亚的征服。正是由于以吐火罗为首的斯基泰四部入侵了巴克特里亚，因此，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巴克特里亚时主要的对手是游牧的塞人，而非驻守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了。
除了零星的文献记载外，钱币学材料为我们了解帕提亚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特别是近些年来，钱币学研究的深入进一步证实了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塞人、收复失地的事实。在提利雅捷佩（TillyaTepe，即黄金之丘）三号墓中发现的米特里达提二世的1德拉克马币，是目前所知在巴克特里亚西北发现最早的帕提亚币。此外，在阿姆河流域即现在的的马扎里沙里夫、旧铁尔梅兹（OldTermez）皆发现了米特里达提二世以及其以后帕提亚诸王的造币。这一情况似乎说明，正是在米特里达提二世以后，这一区域成了帕提亚人长期的领地。[63]马歇尔对印度—希腊人国王毛伊斯（Maues，约公元前98/85～前60/57年）钱币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线索。他认为毛伊斯早期钱币上“马套子中的弓”的图案也出现于米特里达提二世的钱币上，这说明他应该是臣服于米特里达提二世的。[64]
此外，虽然学者们长期以来对“”（远征）系列币（塞尔伍德类型30.28/29/30）的打制时间存在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此类钱币不是米特里达提二世所发行，那肯定也是他以后的帕提亚国王在马尔吉亚纳、阿里亚和德兰吉亚纳等东部地区发行的。[65]这也反映了米特里达提二世以后，帕提亚人对于东部地区的占领情况。在木鹿地区发现的米特里达提二世早年的1德拉克马币（塞尔伍德类型23.3），似乎也颇能说明问题。其反面与阿尔塔巴努斯一世1德拉克马币反面风格极为相似，且背面币文不是他通常所用的赞语“”（显贵的阿尔萨息斯大王），而是“”（显贵的爱希腊者，阿尔萨息斯大王）。[66]问题是，为什么在帝国东部发行的造币上，也会出现“爱希腊的”（）的币文呢？俄国学者尼基丁（A.B.Nikitin）认为，这是米特里达提二世为了在情感上鼓动帝国东北部地区的希腊人东征游牧入侵者的政治口号。[67]在帕提亚人看来，由于米特里达提二世解除了游牧民对于帝国的威胁，阿尔萨息斯的后代们才得以幸免，才没有像尤克拉提德及其后人一样在这场灾难中灭亡。正因如此，他才被称为“救世主”。埃克巴塔纳造币厂所出的1德拉克马币（塞尔伍德类型25）上，背面币文“”（救世主阿尔萨息斯大王），即是很好说明。[68]同样地，研究者在“ArsacesX”类型币（塞尔伍德类型23.1/2）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假设，这一假设或许可以对文献材料的不足起到一些补充。[69]奥布瑞切特将这类钱币与塞尔伍德类型24相比较，认为阿萨尔所谓的阿尔萨息斯第十，其实是米特里达提二世。之所以在“ArsacesX”币图中米特里达提显得十分年轻，且与此后米特里达提币的币图迥异，这是因为当他父亲阿尔塔巴努斯一世去世时，他正在东部地区巴克特里亚的战场上。在这一非常时期，米特里达提刚即位，并没有确定币图风格。
至于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的范围，可依文献和出土钱币的地点做一大致的估测。根据奥布瑞切特的意见，帕提亚人不仅控制了从木鹿东到阿姆河中部的地区，甚至深入到了阿姆河以北索格底亚纳和布哈拉一带。[70]因此，当汉廷的副使到帕提亚东疆时，才出现“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的记载。[71]班固记安息“北与康居”接，“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虽然与司马迁的记载看似雷同，但实则不一。因为从其所言“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可判断，东汉初年的中国对帕提亚的了解显然在司马迁的基础上有了增添了新的内容。[72]所以当《汉书》记载安息“北与康居”接“临妫水”时，显然又是指米特里达提二世时期帕提亚的情况。结合查拉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ofCharax，约公元前/后1世纪）《帕提亚驿程志》对于帕提亚帝国内部交通的描述来看，通过米特里达提二世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帕提亚人在阿里亚、锡斯坦以及阿拉霍西亚等地区都普遍建立起了保障交通的驿站和据点，控制着从赫拉特南下德兰吉亚纳和阿拉霍西亚的广大地区。[73]如此看来，约公元前年以后，帕提亚人不仅再一次控制了从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一线的交通，南下赫拉特—亚历山大里亚波利斯（AlexanderpolisinArachosia）到印度河地区的交通道也获得了保障。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米特里达提二世以后，帕提亚诸王的钱币在阿姆河中游地区流通更趋频繁的原因。[74]
四结语
帕提亚作为外西域最大的国家，它对丝绸之路东段的汉帝国来说无疑也是外交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正值汉武帝决心击匈奴和派张骞再度西使之际。约公元前（或）年，张骞所遣副使到达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帕提亚亦“发使随汉使来观汉”。这一官方联系的确立意味着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确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也正是随着帕提亚与西汉王朝外交关系的确立，丝绸之路东段与中段得以有效对接，并进而通过帕提亚延伸至西段的地中海罗马世界，丝绸之路最终得以拓通和全线贯通。[75]自此以后，帕提亚一跃成为内陆欧亚帕米尔以西从印度西北和中亚到亚美尼亚的霸主，天然地充当着丝绸之路上连接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的最大中介者，并垄断丝路贸易长达两个世纪之久。[76]
因此，结合公元前2世纪内陆欧亚的整体历史发展和丝绸之路自身的历史而言，帕提亚帝国早期的两次东征，不仅重建和稳固了帕提亚人在河中地区的优势，而且为汉使的顺利西行创造了直接有利的条件。换言之，帕提亚人的东征也在客观上为以张骞“凿空”为标志的丝路全线贯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帕提亚与丝路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15CSS）和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互联网+’时代下《丝绸之路学》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2]为研究之便，本文将整个丝路分段来做考察。从内陆欧亚地理特征出发，帕米尔以东中国境内，即整个东部丝路线为东段；帕米尔以西，即整个西部丝路线。其中帕米尔至里海以南赫尔卡尼亚地区，可为中段，赫尔卡尼亚至地中海东岸为西段。长期以来，国内丝路史的研究因诸多现实的困境而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东段，对于西段的研究却因地理不便和史料生疏等问题而显得相对较弱。同时，在研究的视角上，国内学者多站在中国本土来看待丝路向西的延伸和文化的交流，缺少站在域外的角度来观察丝路整体的发展和内陆欧亚文化的整体性互动。因此，这造成了国内丝路史的研究在实际上偏重于丝路东段历史与考古而难以“西进”的局面。
[3]王三三：《帕提亚时期丝路西段交通路线考述》，《暨南学报》年第8期，第80页。
[4]在论及该问题时，国内学者多取《后汉书·西域传》所谓大秦国王“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的记载，侧重于讨论帕提亚在丝路贸易中的角色问题，对帕提亚与丝绸之路道路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