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一个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去美国留学六年，跟德国丈夫在欧洲生活了十三年，如今居住在香港的女作家。龙应台的祖籍在湖南，但她不会说湖南话，至今称自己是一个冒牌货。年的夏季，龙应台登上了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讲述了关于家国、乡土、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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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龙老师您好！刚才在北大的百年讲堂听了您的演讲，这样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世界文明的高等学府，跟内地的这么多莘莘学子，进行面对面的互动的交流，你最最真切的一个感受是什么？龙：我觉得时间太短。要不然的话，我很希望多听听年轻的学生他们提一些什么问题，对一些事情有什么看法，但是基本上，因为时间这么受压缩，结果呢，就是有十分钟就觉得，觉得挺遗憾的，希望再来。曹：你刚才在演讲当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从小到大，你一直认定自己是湖南人，龙：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呢，听到湖南话，我就觉得他是我的长辈，所以我第一次到湖南是年，去找我那个散失多年的哥哥，我到了湖南的那个衡山的街上去走走，当场在街上我就愣住了，满街都是讲湖南话，跟我爸口音一模一样。然后是人家三岁小孩讲的，我有一点时光错乱，那如果是一个20岁的人来跟我讲话的话，他一开口我就觉得，我要站起来跟他讲话，因为他一定是我的父侄辈，你知道吗？这种错乱，所以真的是从年的时候第一次，因为那个时候大陆才刚开放嘛！就是从文革之后开始第一批到美国来的人，那工程师啊，各种人都有，所以真的是刚好在那个场合上，碰到这个湖南人的时候，对我是一个震撼。因为旁边这个湖南老乡他满口湖南话，刚从湖南出来，人们一问他，就是湖南人，他是湖南人的话，那我是什么呢？曹：所以当你面对一个真正从湖南来，讲湖南话的人。龙：我觉得我是一个冒牌货。曹：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困惑的龙：对。曹：在台北我跟侯孝贤导演聊天，他告诉我，当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看到内地的电影，比如说《黄土地》等等，当他听到那些，过去可能在眷村里边听到的那些乡音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这是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这种感受，那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你已经去了美国，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接触到大陆的很多的文化讯息的时候，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龙：我得既亲切又陌生，亲切的话是因为，他跟我父亲母亲，他们从大陆来，所以跟他们的文化是同一个文化，但是陌生的原因是她毕竟这么多年的隔离，她跟台湾的，你说是感觉，或者是美学的品位等等，说话的方式，很多价值观方面中间有差距，所以她，甚至于到今天，中国大陆对我都是一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地方。一送父亲回家龙应台的父亲十五岁那年，肩扛扁担挑着竹篓去湖南衡山火车站前买蔬菜，刚巧遇见国民党招宪兵学生队，他把扁担、竹篓交给别人带回家，自己就跟着军队走了。从此他在有生之年再也无缘回到故乡。年，龙应台将父亲的骨灰送回湖南衡山龙家院落葬。乡亲们一路点起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归来，一个长辈还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輓歌，这让龙应台再也忍不住地流淌下眼泪。曹：回到自己父亲的故乡和在家祭的时候，你听着那个哀婉的旋律的时候，你会掉下很多的泪，你是感叹一个父亲的个人的经历，还真是像你写《大江大海》一样，是感叹一个时代的这种变迁？龙：我不是一个城市里的外省孩子，因为我父亲是乡下的警察。所以我是在乡村里头，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就是不断地迁移的，在闽南人的，本省人的环境里长大，所以我其实闽南语说得还不错，但是在那个穷乡僻壤，在渔村跟农村里头，都有那些外省长辈，我现在说他们是长辈，你要是回想，如果说我12、13岁的时候，这些人本身大概不过20几岁，30几岁，其实是年轻人，我就记得有一个我们称他为王伯伯的单身，然后自己住在海滩上的一个防空洞里头，为什么住在防空洞里头，因为他是所谓的海防哨，站哨兵的。那为什么要海防哨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两岸的冷战阶段里头，所有的海边，海岸线，都是军事警戒地区是很恐怖的，所以我记得这位年轻人，他不是老先生。他喝了酒就哭，想家，后来有一天跟我父母亲朋友们在一起打麻将、喝酒的时候，头“嘭”一下就死在牌桌上，现在回想他才不过30几岁，30、40岁，所以写《大江大海》，我是带着一个文学大上香的这个心情，去写这本书。对内战中尸横遍野的那些白骨吧，做一个诗的意义上的上香，那另外对于60年前，那些还活着的人的长辈，那不管是这一岸的，还是那一岸的，也是一个致敬。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年，有万人在经历了战乱烽火后，由大江走向了大海，很多人离开大陆还不知道是走向台湾，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龙应台在天里披星戴月，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去探索一个从来没有认识过的年，倾听战后的幸存者、乡下的老人家令人动容流泪的生命故事……然后，孤独守在“山洞”里，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用文字酝酿的张力，写下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将一整代人迁徙离散、生死契阔、隐忍不言的伤带给社会。曹：我去年到台北的时候，有一位电影制作人说，就是在台湾，像他这样一个中年的，中年人，都看了这个《大江大海》之后，都回到自己的家里，问自己的爸爸妈妈，问他们当年的这个历史，希望他们能够写下来，是不是你觉得，这样一本书，其实超出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意义？龙：可凡，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台湾社会的集体的疗伤，她有一个很深的伤口，60年前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的，上了一条船就是一辈子的这一些人，对母亲连一个道别的，最后一个拥抱都不可能的这些人，那到了台湾之后他们以前的，所有的，人生里头付出的东西又都不算数，一种完全被抹掉的人生，其实就是伤口上面再加伤口的这个样子，所以这本书有一个让社会看到说，把它打开来，然后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写这个东西，而不是像一个学术作品来写历史，我就希望它是文学，因为你知道，要打动你的脑的可以是学术作品，但是要打到你的心，它必须是文学，所以后来就书出来之后，发生了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它就是一个社会集体的疗伤。曹：你在写的时候，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你在写的时候，觉得最大的一个，让你感到困惑，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龙：我希望这本文学的书，所有说的事情都是真的，那因此我必须做大量大量地功课去采集，去跑田野，而且跟时间赛跑，因为常常是，今天打电话那个人还在，你说约一个月以后是不行的，说不定不能说话了，所以前面几乎70%到80%的时间，我都做功课，但是到最后写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地平静，那种平静有一点觉得，我带着上香的心情在写，有一点觉得那所有的亡魂，都在的那感觉，很平静地写。曹：听说你写作的时候太过投入，还摔了一跤是吗？龙：是，好惨。一“龙卷风”影响台湾龙应台三十多岁时，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回到台湾。带着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观察审视当时的台湾现状，就发现了很多问题。一个朋友欣赏她的文笔洗练和辛辣，思路清晰，推荐她为《人间副刊》开辟专栏。于是，她带着天真，带着一种正义的激情，连续以28篇杂文，对台湾社会、教育、环保问题，进行见所未见，言所未言的质疑和批判，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就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第二年出版社收进全部杂文出版了《野火集》，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不到半年超过了50版。《野火集》成为世界知道龙应台的开端，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还因此称她为“龙卷风”。曹：我们说到《野火集》，也许今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台湾社会环境当中，《野火集》对当时的一个社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力，或者说影响？你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一个状况。龙：《野火集》，当时收进了我记得总共是28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目叫做《欧威尔的台湾？》，那我不知道欧威尔，大陆是不是熟悉，就是英国的作家他写的是《一九八四》，就是一个全面被控制的，一个不自由的国家里头，是一个什么状态，作者是欧威尔嘛，所以有一篇文章叫做《欧威尔的台湾？》，那里头写到是年台湾，在当年的言论取缔，就是说把书给搜了，或者是禁书，或者是警察冲到杂志社，冲到印刷厂去把某个杂志给查封了，然后当时的美国《新闻周刊》，还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就是，好像意思是说台湾像个《一九八四》，那种全面控制的社会，所以《野火集》是在那样一个社会的背景里头写出来的东西，他在年年底开始写，写了整整，作为专栏的形式，年一整年，一直到年的1月出版，它的出版也是在一个风声鹤唳的那种状态，我记得那个出版人，都快半夜了，跑到我家里来，因为他不知道那一篇文章该不该收进去，如果收进去的话，很可能导致整本书不能出，然后就会出现那种警察冲多印刷厂去搜书的那种状态，到最后决定放进去。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到了年的1月，到了年的8月，我在台湾做了演讲，唯一一次的公开演讲，还是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现在回头去想，不太懂历史的，他会说年台湾就解严了，所以年之前大概都已经很放松了，其实不是。到了年的8月，我做一场演讲，心里都带着恐惧，那所有的人都担心说，演讲到一半是不是那个电会突然没有了，这是年的8月了，那也就是说，虽然年解严了，但是到了年，你在隧道里头还不知道，那个光，你还看不到光。曹：你当时在写这样一些特别犀利的文字，比如《生了梅毒的母亲》，《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等，有没有害怕过，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听说你父亲那时候提醒你？龙：是我父亲害怕。曹：也许弄不好被人梆了石头投入大海。龙：我必须说，《野火集》它是踩着前人的肩膀走的。如果你说《野火集》多么、多么勇敢的话，我心里会有一点惭愧，因为前面，前辈知识分子，他一代又一代做了很多很多地努力，所以我不敢说我特别勇敢，我倒是可以说我特别天真，就是不知道前面人死得多惨，可以这么说吧，但绝对不敢说自己特别勇敢。我唯一做的是，我就特别低调，所以《野火集》有很长的时间，台湾的社会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女性，也不知道她的年龄，因为我从不出现。曹：听说那时候有人给你送一包东西打开以后，里边是罗大佑的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老师，我们相信你做的事情是跟罗大佑做的同一件事情，你们应该认识，但是希望你保重，是不是有这样的事？龙：有，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淡江大学的校园里头，那因为大佑跟我，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在80年代的中期，就他以音乐，我以文字，大概对年轻人都有一点影响。曹：后来你跟大佑，大家谈起过这个事吗？龙：有。曹：他怎么说？龙：其实就是个人在各人的岗位上，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曹：据说那个时候《野火集》在21天，重版了24版。当时作为作者来说，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龙：我没什么心情，我在生孩子。曹：对啊，我刚才说了。龙：我在产房里头。曹：在产房里头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龙：没有，我那个时候对出书，或者是出很多版，我只知道它，走得很快，我在喂奶啊，很高兴，很开心地喂奶，然后因为我在产房里头，所以一些来看我的朋友也不告诉我，我还是过了好久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一“凶悍”的文化局长如果说年的《野火集》是龙应台以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化笔为刀直面了公共问题、民生百态，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那么15年后，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以一个“文化局长”的身份，亲自去为保存台北的古迹而实战。她上法庭控告古迹的破坏者，她让警察24小时守护可能遭到破坏的古迹，她把被纵火化灰的古迹一砖一石重建起来，以至于被人说成“凶悍”，她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角色呢？曹：你从一个作家后来变成一个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公务员，当时是为什么会愿意做这样一个选择，因为对于所有喜欢你文字的人大家都觉得，那个几年是龙应台浪费时间了。龙：我其实犹豫的，非常的犹豫，在开始台北市政府打电话到德国去的时候，我哈哈大笑，我问他说这个文化局长是什么个官，听起来蛮小的，做这个小官有意思吗？后来他们跟我要我的履历，我跟他们说，马市长如果要知道我的履历的话，他去买书啊，我又不跟你求职，我为什么要写履历表，所以就是那个好玩好笑，没把它当真的一个过程。后来马英九就到德国，到我家来了，我们有一个夜谈，应该是说我当时后来同意去呢，跟抑郁心情有关，就觉得作家，大陆好像有一个词叫什么，曹：挂职锻炼。龙：挂职锻炼。我就想说你作为一个作家，就是说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对于社会做评论的人，你大概是有了实物经验之后，你看到的，我做的比喻说，你看到的不是那个时钟怎么走，你看到钟表后头，每一个齿轮怎么转的。曹：我记得《野火集》当中有一篇叫《我的过去在哪里？》，其实那个文章就已经谈到了，对于环境的整治啊，对于古迹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冥冥当中，是不是你做的事情，实践了《野火集》当年写的那些东西。龙：你说得一点也没有错，你还记得《野火集》那里头有一篇叫做，讲那个孔子的，《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不晓得什么人异想天开，要在高雄还是在哪儿，要建一个几层楼高的孔子像，对不对，所以在年的时候，我就写文章，强烈地反对这种事情，到后来，对，就是说十几年之后，你做公务员的时候，就变成你管这样的事情了。曹：那我想，作为一个公务员，你怎么去协调不同的政治阵营当中的这种对立，这种对抗？龙：我当时自己觉得，我作为文化的首长，我手上掌握台北市的很多文化的资源，如果我要用，利用我这些文化的资源，这是一个公资源，来帮助这一个候选人竞选的话，我自己不情愿，那所以我尽量在我资源的释放上面，完全希望做到行政的中立，就是完全看品质，然后不去管他的政治的立场。那比较重要的是，当时的马英九呢，他完全尊重我这个，文化独立于他政治的这个理念，所以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为他的政治的那个部分，去给他特别的协助，这一点，换一个首长，他不见得有这种胸怀，所以那方面我们这个基本的共识是有的。曹：你现在回顾那段政务官经历，你觉得自己是，基本上是完成了自己预定的任务，还是说其实还是壮志未酬，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龙：没有壮志未酬。你如果就一个作家的本位，如果作家本位的话，你把它当做人生的田野调查，那永远不会有壮志未酬的事情了，但是这样说是有一点轻率的，因为你对一个城市建设，城市的文化建设的承诺，你不能说是因为我作家想要去有田野的经验，我觉得这挺不负责任的，所以那只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呢，就回答你一个问题是，我是觉得任务是完成的，为什么呢，我进去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我就是去做一个打基础的工作，那其后一个城市长远的文化建设，一定是一个接力的东西，就是一任又一任的局长接着做下去。曹：所以其实我在台北，有时候一个人闲逛，我去？？我去我去光点（音）啊，真是感到这个城市，还是保留很多历史的遗韵在这里。龙：我就比较提倡一个所谓“减”的美学，减少的减，就台北是那么一个人口稠密的，土地狭窄的城市，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是请马市长，能够综合所有其它的局，包括牵涉到财政，牵涉到地政，土地，牵涉到都市发展局，去做一个台北市的，所有的闲置空间彻底地调查，这个闲置的空间一调查出来之后，上百笔，那个房子空着的，没用的，有的情况还相当好，有的呢？是破了一半，稍微动一下，它又变成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是做了，全部做了清查之后你会发现，至少我跟马英九合作的那段期间，我们把那些老的、破的房子，大概修出了20几个，我们基本上没有建新的东西。所以你去的光点也是这么一个例子。曹：对啊，我很喜欢。龙：我当时去看的时候，那个草长得比人高，所以我得穿着长靴去，因为里头有蛇，然后他那个大厅里头有一个壁炉啊，壁炉里头长出一棵树，这棵树一直窜到二楼的屋顶再出去，所以当时去看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把一个鬼屋给修出今天的状态。曹：你觉得从一个写作人，经历一段政务官的，官员的经历，现在重新回到写作，那个感触会不会真是不同，会不会真的作家来说，他接了地气。龙：是。所以当你回头再来写评论的时候，你会比较更照顾到那个实物的部分，比较不会掉入那个大、高、空的那种写法。一用良知维护文明作为华人世界一支非常有影响的笔，龙应台讲究优美的文笔，清晰的思维，缜密的逻辑，洞察秋毫、浮想连篇，说古道今、入木三分。然后用人的良知去维护人类的文明，自然的环境。她把这些品质，天造地设地柔和，构成了才气、智慧和魅力。她在34岁第一次做母亲后，用《孩子你慢慢来》对生命做实景写生。在儿子长大跟她形成代沟时，她以书信方式写成《亲爱的安德烈》将既是母亲的，也是人类的思考带给无数的家长。在经历了父亲逝世，母亲老去，儿子离别，朋友牵挂，兄弟携手共行之后，她用中年人成熟的眼光去《目送》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缠绵不舍和绝然虚无，对生死作出大问与倾诉。曹：因为所有熟悉你文字的人都知道，龙应台的文字是伶俐的，甚至是有一些刀光剑影的。可是我发现这个《目送》里头的文字，则是充满着一种温婉，忧伤和深邃，是不是到了不同的一个节点，写作的这个心情会不一样，出来的文字的那种感觉，你的心绪也会是不同的。龙：《目送》是一个，一定是一个人过中年之后才写得出来的东西。虽然它的读者呢，倒不一定是要中年以上，有很多20岁的读者给我写信么，所以读者是跨代的，但是作者你非是中年以后，可是您所说的说，这个文风的问题呢，那倒不尽然，因为？如果您读过我另外一个《孩子你慢慢来》那本书。曹：我就想到那本书了龙：那本书也够温婉的，是不是？曹：但《目送》更多有一点忧伤。龙：是有忧伤，对《孩子你慢慢来》是有一种欢悦，因为是在带孩子。曹：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好像是从生到死，有这样一种变化。龙：就是说《孩子你慢慢来》是跟写《野火集》同时的，也就是刀光剑影的《野火集》，跟温柔妈妈的《孩子你慢慢来》是同时写的。曹：因为你《野火集》的书，送进印刷厂的时候，你自己被推进了产房？龙：是，是。但是你说得不错，从《孩子你慢慢来》，到《目送》呢，中间还有一个《亲爱的安德烈》，它基本上像一个人生三书，写的时候没这个计划，但是写完了之后，回头一看，好像是这样。一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年出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县大寮乡，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又在纽约市立大学、淡江大学、海德堡大学等院校任教，与德国人结婚生子后迁居欧洲生活了十三年。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总是粘着龙应台，拥抱、亲吻，讲故事，母子如胶似漆。转眼儿子长大了。18岁了，突然母子之间有了一座无形的墙，如何能够推倒这堵墙，弭平与儿子的代沟呢？龙应台用三年的时间和大儿子安德列互相通信，完成了书信集《亲爱的安德烈》。曹：你刚才说到这个《亲爱的安德烈》，你当时怎么跟儿子想起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龙：因为他不理我呀！我想有这20岁上下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父母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不理会我，然后我想要跟他交交心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音乐MP3，就耳朵塞起来了，要不然就跟你言不词意，所以在饱受挫折的情况之下，我在想说，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把他的心打开一点点啊，尤其是做母亲的很难受，孩子小的时候是那么个甜甜蜜蜜的小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不太理你，根本不跟你沟通的人，很难受，为了解决我那个难受，所以我决定跟他一起写信。曹：是不是就像你说的，孩子长大了，有的时候就意味着永远的一种告别？龙：当然是了，你说不是吗？曹：当孩子跟你说，其实他不仅仅是你的儿子，他是独立于你的另外一个人。听到这个话觉得很感伤？龙：挺矛盾的，因为我在写这种道德文章的时候，你鼓励所有的年轻人都要独立，对不对？曹：对。龙：然后轮到你自己的儿子来跟你说，你离我远一点，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曹：所以凡是自己的跟别人的事，态度还是不太一样。龙：还是觉得：“哎呀！心里有一个事，有一个东西。”曹：在儿子眼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龙：他们大概觉得我挺自由派的，然后两个孩子都会觉得，这妈妈，太天真。曹：但是孩子是不是也会认为你，可能跟其他的妈妈相比，太认真，太过严肃？龙：他们会觉得这个妈妈呢，太知识分子，太不会玩，也不会穿衣服，比如说，太认真。对。曹：你在香港、台湾工作写作，儿子在国外念书，会不会像普通的妈妈一样，每天要跟儿子打很多的电话，发很多的简讯，邮件？龙：我在台北市政府做公务员的那个三年半里头，因为每天工作16个小时，然后昏头转向地回到家，精疲力尽，那个时候确实是那天里头，每天晚上跟他们打一通电话，但是那个电话呢，就只是安慰我自己而已，好像我听到他声音，那他们觉得我挺无聊的，因为那样的电话你只能问说，你问什么，你功课做了没？吃饭了没？是不是？每天都问一样的东西。也是这个原因导致后来，我决定写《亲爱的安德烈》这个东西。一关于青春的哲学儿子安德烈和朋友一起去旅行，他们来到了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和巴塞罗那，儿子写信告诉龙应台：“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的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曹：当儿子跟你谈起性，药，摇滚乐，作为母亲来说，你会不会特别紧张？龙：那不会，这方面我倒是蛮开放的，就是孩子差不多14、15岁，16岁的时候，如果晚上出去晚一点，或者是我觉得他开始在交朋友的时候，我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他说：“你就千万不要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来跟我说她怀孕了。”那他们就会瞪我一眼，就是说，这种事情需要你教吗？曹：如果你想象，如果儿子的女朋友，真的跟你说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回应？龙：不会发生，因为女孩子会直接跟他说，然后他得去处理，是不会来跟我说的。曹：你儿子曾经跟你说，也许他将来会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你想今天这个，也许许许多多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可是你对儿子说，人生的第一要义其实还是快乐。龙：对。因为你为所谓的杰出或者成功，也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那成功跟特别的杰出，也不见得带来快乐跟幸福，所以你真正，对于你真正所爱的人呢，你还会希望他以幸福优先的。曹：你通过跟儿子这样一个，这种特殊方式的交流，是不是觉得跟孩子的这种沟通，找到一个新的契合点。龙：那当然，当然，对。《亲爱的安德列》这本书里头，就真正让我认识了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去，回头去读《傅雷家书》吧，那个第一个他是单向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东西，而且他是相当的上对下的教诲，那种传统式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东西到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讲究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时代，其实很难用得上，所以跟安德列的沟通里头，它其实有一半是他在教我，曹：这个书出版以后反响特别好，儿子是不是也觉得很骄傲？龙：我想这个，我们要分稿费吧，他得了稿费，他特别高兴吧！曹：他怎么跟你分账？龙：我们讨论过，我本来想说，这个，我说不能，他说五比五啊，一半一半，我说不对啊，我还翻译你的东西呢，后来呢六比四吧，我说不对啊，那你这个，人家买的书是因为我，而不是因为你啊，他说七比三吧！但是我常常你知道，有时候我还得被孩子纠正，你譬如说这个书出来之后，一年之后或者两年之后，有时候我会有媒体要求采访，或者说有读者来要求说，可不可以得到一张安德烈的签名照片，我就会有一种惯性，就是我直接去回答了，可以，或者不可以，但是我又会把自己拉回来说，对不起，您忘了，这是一个双作者的书，不是你一个人，你不能代表他，这个还要自己，心里头常常提醒自己，所以这就是他对我的挑战。一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龙应台是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为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真性情。她不仅让自己在历史发展迂回曲折，社会进程踉踉跄跄的时候，用直接而有力的笔锋，去戳破脓包，戳破威权，戳破神话，她还敢于披上战袍，站到实战的第一线，去验证自己的文化批判价值。就在她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三年中，她为提高台北市的文化品位做了大量的建设、保存、推广工作，受到了市民的广泛拥戴，她以实践证明了自己的选择，也证明了一个真正的文化批评家，也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建设者。曹：龙老师，我还想知道，除了文学创作之外，您一直对社会的公共话题保持了非常新鲜的感觉，给予了一些比较犀利的评判。在你眼中，觉得当代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对周遭的世界，去产生一种什么样影响。也许每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你是怎么看的。龙：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个人出发，我基本上不敢说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如何？或者是作家应该如何、如何？基本上还是从个人出发，因为作家有很多种，一个作家他很可能非常关心社会的进步跟发展，但是也可能有作家，他完全只关心自己个人的内心世界跟情感，那我不能说，这个前者就比后者重要，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一个作家或者知识分子，他可能还是要从他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志趣所在，去选择他自己在这个社会里头的位置，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一个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找到了最适合他自己发挥的那个位置，那他只要在他的那个位置上，做到极致的好，他就自然而然有他的影响力，你作为一个，我不愿意说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如何？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志气非常大的知识分子，然后呢？热切地关心社会，他写出的东西是三流的。这有什么意义呢，那或者是说你对一个完全只是处理自己内在世界，内在情感的，内宇宙的这么一个思考的人，然后你说，你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关心社会，然后要求他去写对社会有意义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不是重点，所以我从来不敢说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如何？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从自己个人出发，你只要在你自己选定的位置上做到，重点是你写的东西好不好？一一个人的摄影课龙应台，近年来常住三地，在香港她滨于海，在台湾她藏于山，在台北她隐于市，写作、教书兼成立基金会、推动全球意识之余，最流连忘返的就是背着相机走山走水走大街小巷，上一个人的摄影课。曹：你从文化的角度，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你觉得台北、香港和上海，各有一种什么样文化的特质？龙：我不敢说，就是说一个字。曹：比如说纯粹是台湾城市一种文化力量。龙：台北这个地方，相对之下她是一个表面上比较不眩目的，不像香港很抢眼，香港比较抢眼，所以大陆的朋友，他到台北的时候，如果他是带着香港的想象去台北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啊，怎么房子那么老，那么矮什么、什么的。那我就会跟我大陆的朋友说，你错了，你去看香港，你去走一个礼拜，你会觉得，你可能会觉得时间花得太多了，因为每一个商场都是一样的内容，一个样子。他没有深街小巷让你去真的是逗留，到台北是一个需要逗留的城市，你不能够到台北去找高楼大厦，就如同你大概不会到香港去找这个文化的最深藏的地方一样，到台北要慢，你要去走那些老巷子，你要去那个老房子，你要去走一下永康街，然后呢？你会看到说，这个画廊里头，就是转角就一个画廊，再转一个角一个咖啡馆，再转一个角是一个茶馆，然后你会看到说，作家、导演在那个酒馆里头，你再走几步是一个古董店，然后主人呢？在看佛经，然后烧陈香，然后跟你谈佛学。所以台北是一个需要逗留的地方，那香港呢，其实也是一个被误会的城市。你比如说，大部分人不会知道，她除了中环之外，她有非常非常大的宽阔的绿野，她有非常好的自然环境，多个岛，然后她有40%的保护区，全是绿色的，一般人不会知道，那香港有她保存得非常好的古老的粤文化，就是广东，粤文化，她的语言，她的粤文化跟粤语言，我觉得她比广东保存得还好，比广州还好，还完整。那这个也是，你去看她的高楼大厦，你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会说，大陆的朋友到台北一定要慢，要沉得住气，到香港要有特别的眼睛去看，那这也是，就是说可能你也会要跟台北的朋友说，你到上海，你要带一个历史感去吧！一寻觅停留的港湾龙应台因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在离乱中出生于台湾，被父母取名龙应台。作为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她全走遍了，但是，直到今天龙应台还在想，到底走到哪里才是自己该停留的港湾呢？曹：你在回顾自己人生轨迹的时候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小的时候三年搬一次家，自己永远是像一艘启航的，起锚的航船。那你觉得自己真正的心灵归宿是在什么地方？龙：到最后恐怕文学是最后的依据，文字是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本护照，像你所描述的，我这个，整个流动的人生，你已经很难说，哪一个是？什么是你的国，哪个是你的家，哪个是你的村，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到最后真的是只有文化跟文字了，台北当然还是比较特别，就是你最好的朋友都还在那儿，三更半夜你开车如果到了一个荒郊野外，车子轮胎爆了你找谁，马上打一个电话，你知道有朋友马上会来，那么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永远是有，你可以有发简讯的对象，或者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坐飞机来来去去，你落地之后，你有没有人可以去告诉他说，我回来了，有这样的人很重要吧！那台北是这样一个城市，但是可是另外一方面说，你说香港对我的意义非常非常特别，你说香港大学，他会在校园里头给我一个龙应台写作室，给我最大的自由，我可以一年只教一门课，让我重新地写作，我除了写作之外，他对我没有要求，那这一种宽阔跟对我这一条怪鱼的这种包容，恐怕也只有香港做得到。曹：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到你在北大这个演讲，就关于“中国梦”，当然你的题目是《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如果用一句话来说，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中国梦？龙：对于中国我有梦，这个梦就是在这一块，这么美丽的土地，有我的父亲跟母亲，我深爱的父亲跟母亲，以及我父亲跟母亲所深爱的他们的父母亲跟前辈，在这一块充满着我的来处的情感上的美丽的土地上，我当然对她有梦，是希望她越来越繁荣。当中国变成一个真正地繁荣昌盛，开阔又包容的一个社会的时候，她对于不要说是对两岸，她对于整个人类社区的和平、稳定都有非常非常重大地贡献。楚国乡音使龙应台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麽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而她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历史留在书上的常常是举重若轻的一句話，而那么一句話的背后确有无数的生命故事在其中。龙应台希望每一个尊貴的生命都能启发我们的智慧与爱，希望中国的文明、自信，包容，能把我们追求未来的视野拓展得更开阔，这样的中国梦，正是她想拥有的更长远。点击，观看《可凡倾听》龙应台专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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