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商务印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商务印书馆年7月出版）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的新著，上下两册共页，超百万字，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揭示了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展现了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本次座谈会，邀请了国内史学界一众学者，围绕李剑鸣教授的新著，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为题展开座谈。在致辞环节，陈恒教授说，“人类对世界的发现或者在任何方面的进一步好奇心，本质上都是竞争性的，学术也不例外，美国研究也是如此。文字所表现出来既是个体的思想追求与文化理想，亦是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彼此竞争。然而，竞争并非你死我活，而是在思想的交流中、文明的互鉴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个体的价值于学术发展，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另一方面，任何个体学术表达的背后都有国家意志、民族意志的支撑，或大或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人脱离不了时代”。由此而言，“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在当下无疑是一个颇具价值和意义的讨论议题。本文整理自座谈会上的学者发言，限于篇幅，分两篇刊发。孙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副题为李剑鸣教授的《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出版座谈会。按我的理解，是要通过讨论这本新著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之问题。目下，国内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人数庞大，著述众多，是时候坐下来讨论这一问题了。《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由上下两册构成，凡六大章，超过千页，有一百多万字。“十一”长假，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翻阅，导言58页给我带来了的冲击是巨大的。学界文风已成八股，通篇必为第一第二第三、首先其次再次，而《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不同，导言很长，有四节，犹如钢琴奏鸣曲，有历史、有叙述、有评论、有反思，跌宕起伏，变化自如。文中佳句随处可见，如“美国建国一代所做的工作，当然不是简单地从历史的深井打捞出民主这件文物，使它重光于世”。“然则美国革命中‘民主’概念的这一转化和扩展，并不是少数理论家在书斋里用鹅毛笔来完成的，不是在单线推进、同声和气的状态下实现的，而且也未见于清晰而条贯的权威文本，甚至构成这种转化和扩展的许多观点也不是直接用民主的语言来表达的。”有道是，“历史是文体的堆砌”。先天的才能固然重要，后天的磨砺更不可或缺。我历来主张汉文写作句子要尽量短，句子一长，字意叠加，很容易出错。但是，阅读上述西式句子，不仅没有丝毫“违和感”，有的是满满的愉悦。孙江“世界史”是个外来语，虽然WorldHistory、GeneralHistory含有西方中心，但普天之下皆入其中。有意味的是，“世界史”传到日本和中国后，却成了自我不在的他称。作为学科概念的世界史，是伴随现代历史学诞生而来的分类概念。19世纪是一个不同族群和文化紧密联系和紧张对立的时代，知己知彼的需求带来了世界史研究的繁盛。然而，历史事件如恒河沙数，为什么要研究其他国家、聚焦特定问题呢？无疑有来自研究者及其所属的共同体的特殊要求，此外还有一个高远的目标——抽取人类共性的东西。无论就哪个方面看，《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都堪称典范。本书讨论的主题是美国建国时期围绕民主与共和——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博弈，看似老生常谈，实则有太多我们未知之数。透过条分缕析，作者清晰地呈现了美国历史的特性。作为一个门外汉，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在本书表显的二元结构——“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两翼，分别存在“大众主义”和“王权主义”。“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界限并非历历分明，各自受到“大众主义”和“王权主义”的掣肘，二者趋同可达成最善，二者紧张则易趋恶。从建国初期的政治博弈依稀可见今日美国党派恶斗的渊源。作者既对民众的境遇充满同情，又对其诉求不乏惕戒，跃然纸上的是一个温和的共和主义者的肖像。现代国家（modernstate）尽管是“现代”（modern）的产物，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慎终追远，将其来历安置在时间等级的上古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这种现象称为“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tradition）。美国没有这种历史的负荷，在革命和建国的政治激流中，参与各方的平衡感——至少是形式上的——令人印象深刻。作者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缘此，本书在方法论上既批判基于法则的先验研究，也批评个别的因果推论，贯彻始终的是语境主义的分析。与美国历史中行动者的多样性相应，史家笔下的历史行动者亦多姿多彩。对于历史——过往的人的经验，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是生活的导师”，另一种意见认为过量的历史会扰乱实际的生活，这是尼采的观点。保罗·利科称“记忆如毒药”，与尼采的看法是相通的。在古希腊神话里，历史之母尼莫赛尼（Mnēmosynē）是记忆之神，记忆之神孕育了历史之神克里奥（Clio）。与绝大多数现代国家不同，从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诞生开始，不断有美国学者批判自身的历史，到年代建国英雄被贬为建国虚构，“民主主义”被斥为“王权主义”，借用时下的流行词，美国人把历史按在地上摩擦。但是，历史认识和解释的对立并没有撕裂美国社会，反而促进了彼此的节制和和解，这令人省思。窃以为，好的历史是以和解为目的的。勒南《什么是民族》是研究现代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必读之作，论者一般强调体现民族之为民族意志的表达方式——“每日的公民投票”，其实文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民族的建构需要基于和解的忘却。阅读《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令我再次感到此乃至理名言。历史满身疮痍，一个成熟的国家需要包容差异、抚慰弱者的伤口。人们常说美国历史很短，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重要性和历史的长短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强化，美国史研究更要强化，特别是在中美对立激化的当下。日本学者野村浩一说过一句我常引用的话：“近代日本的失败是中国认识的失败。”19世纪末以来，日本对历史的认识和划分非常特别：一分为三——日本史、西洋史、东洋史。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亚洲史，战后美国区域研究（areastudies）=中国史研究在逐渐建立其学术霸权的过程中借鉴了东洋史的成果，今日为中国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很多命题，日本早有论及，而且相当深入。但，东洋史研究非但没有阻止战争，反而追随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失败，归根结底，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东洋史没有发挥历史理性的力量，给当政者以有益的谏言。今天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研究，我不敢说；若问需要什么样的美国史研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作为美国史的门外汉，最后请允许我提两个朴素的问题，这也是常年困扰我的问题。作者强调语境主义研究，也即撇开一切先验的预设和概念，回到由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且不论我们是否能回到历史现场，如果坚守语境主义的原则的话，历史解释是否会陷入一种宿命论的怪圈？“问题史”导向的研究可以避免语境主义方法的弱点，但又带来了一个不期的后果：历史学家所说的到底是当事人的历史，还是自己/时代的历史。诚如作者所说，美国的民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那么如何看待与美国的民主相生相伴的“差异化”呢？具体而言，美国内部的种族歧视（黑奴、黄祸论等），资本主义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所孕育的“奴隶”劳动。巴枯宁在言及“黄祸论”时深刻地揭示了廉价的奴隶劳动对美国繁荣的意义。两个星期前，我的一个学生来看我，报告不久前当上了教授和博导，很诚恳地问我下一步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研究？我答曰：看同辈人中研究做得好的，找出彼此的差距。这话，同样适用于我。金寿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从专业角度，我确实也说不上什么，就李剑鸣教授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它所涉及的核心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对国内美国史和其他学科的引领性和指导性意义和作用，之前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做了深入和精彩的阐述。我在拜读李剑鸣教授新作的开篇时，特别被“革命精英的知识结构”这个题目吸引，所以想从外行的角度，解读他在构建整部著作的结构时的匠心。金寿福从李剑鸣教授这部著作的索引衡量，精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精英”词条下又分列“精英领导人”、“精英政治”、“精英主义”，可见精英在美国建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在催生新的民主国家的过程中一马当先的精英的知识结构又是什么样子的？我想结合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乌托邦理念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兴起和《出埃及记》这个与宗教自由密切相关的命题，指出美国建国时期精英们知识结构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从年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的时日起，美洲经常被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想象成新大陆甚至伊甸园。年，托马斯·摩尔——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出版了《乌托邦》。这个时期到美洲探险和游历的欧洲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