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人的不安——读龙应台散文《小姐什么》

台湾作家龙应台，因作品语言和思想的犀利锋芒而为自己赢得了“龙卷风”、“龙旋风”之类的美誉或谑称。她的随笔性散文多以反思、批判为主调，少平和、不中庸，所以引起的反响也极强烈，一些文字一经面世就使她俨然成为“国民公敌”。但细细打量龙应台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她的批判都是从善意出发又归于善意，不为哗众取宠，也不为谋取个人的私名私利，她的文字是站在渴望时代进步立场上的、对于社会充满责任的深度提醒。

龙应台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焦虑常是更上层楼式的，她的《小姐什么？》正表明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苦恼和义愤。在生活中，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很随俗也很女性化的称谓，龙应台并没有什么特别反感，大都可以接受：“当我在泥泞的市场里买菜的时候，卖豆腐的小女孩叫我‘阿姨’。上布摊买布的时候，光着胳膊的老板称我‘太太’。冬天穿着臃肿的棉袄时，卖面的女人叫我‘欧巴桑’。我扶那个穿长袍大褂的老头过街时，他摸摸我的头，说：‘谢谢你呀，小妹！’路过一条没有街灯的小巷，计程车司机会吹着口哨，暧昧地叫我‘小姐’。我要夜市里那个卖‘三卷一百元’的小伙子把音乐关小一点，他骂我‘恰查某’！我的父母叫我‘丫头’，而我恋爱的男人，根本只唤我‘喂’！”尽管其中也有他人的不解甚至侮辱，但大致还是现时语境中女性生活的实况，应为女性惯常的处境，所以她没有大惊小怪，而是处之泰然，不计短长，不去苛责，“因为我只是一个天地间纯粹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扮演不同的角色。”

她的很多作品都明显地流露出对自身性别的“微词”，她当然不是不喜欢自己的性别、蔑视自己的性别，而是要强调男权社会让女性的生命枝叶不能得到自由的舒展。事实上她真正要捍卫的不过是女性的独立人格，以彻底摆脱第二性——女人要做“人”、要做“我”，而不是谁的肋骨谁的仆从：

平时我负担了教养孩子百分之九十的责任，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活该”，你懂吗？（《胡美丽这个女人》）

当教授的怎么可以戴那么花哨的耳环？当教授的怎么可以画眼圈还涂了胭脂？当教授的怎么可以流露出‘女人’的样子来？（《女教授的耳环》）

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

“嗄嗄！”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在电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

“你你你，你是个——”

…………

“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同意将您的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自白》）

几乎在所有关键的社会场合女性都是“失声”的，不管你的业绩是否远在男人之上，女性的一切都来自男人的规定和预付。对于现实中关乎女性日常性、无关痛痒的尴尬，龙应台有时并不介意，但到它伤及女性作为一个“类”的价值和意义时，她是寸土不让的。谈论人类的卓越贡献时岂可以讲性别条件？她决不允许别人在她擅长的学术专业的领域里称她为“小姐”——这与一同为伍的“博士”、“教授”是多么的不协调——而在同一时境，倒茶的小妹居然也是“小姐”！在被“认”出性别之前，她是“教授”、“作家”、“博士”，而当人们知道她是女人之后，她就变成了“女教授”、“女作家”、“女博士”……这一连串的性别标签十分轻蔑、专断。龙应台的奋起反诘并不孤单，这是现代自强女性的同声讨伐。

龙应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时代知识女性，她的文笔泼辣、直率，她极力在文字中叮咛人们去完善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真正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点儿什么。可是突然间，在回望自己之时，她竟意外地发现，连付出无数艰辛终于在作家、学者中已堪称佼佼者的自己也没有获得独立的人格地位，也没有获得应有的敬重。这让她感到十分懊恼和激愤：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值体系。女人是温顺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功必须依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的女人。带着这样一个先天印下的轮廓，我开始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大惊失色地发觉：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大陆台湾之隔！社会，不管东方西方，对女性的有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应台冷言·面对》，龙应台著，漓江出版社年版，第2—3页。）在《小姐什么》中可以看到多棱镜的光辉，借用教育、文化、社会、政治多重视角，龙应台充分展示了作为一个骨子里有着强烈而鲜明是非感的思想者的睿智与雄辩。

龙应台的身上固然有西方文化的镂痕，身为华人，她与传统的“中国人”存在着文化和思想的差异，所以她的言论未必能得到最广泛的赞同，有些甚至存在着明显的偏执，但她始终是以自由和进步为己任的，她的批评不是为什么人、什么制度代言。龙应台在不同时期的批判也曾切中肯綮地揭示过一些时弊，让人们看到了其间存在的深层的社会根源，有回溯也有展望。她也在自己的文字中强调，一些问题也不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是在客观人类社会，至少是在它发展的某些阶段中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比如“女××”之类的称谓几乎是男人们脱口而出的，它从历史深处走来，如今已成为隐藏在男性潜意识里的声音，且有许多女性也不知不觉或不得已地成为他们的同谋。

“一个人把自己看成人、看成‘自为的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了解成一个打算在将来成为什么人的人。他现在并不就是他要成为的那种人；他的决定和行为反映着他企图在世界上实现的那个他自己的形象。”（《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中的价值观》，L·J·宾克莱著，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独立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是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综合知识、修养、品格、气质、思想等诸多因素逐步形成的，一旦形成又体现在人生的诸多层面之上。它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在生存过程中，我们可以躲避一切人和事，却惟独躲不开我们自己，所以要先让自己站起来，《小姐什么》至少要算作女性对男性世俗的一次有力的反击。

无论经历怎样的教育背景与文化现实，龙应台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女人，一个黄种女人，华人和华文世界给龙应台的不啻是一种家的感觉，是精神上的归属。她在华人和华文的里像一个爱抱打不平的侠士，不再是一个女文化使者，而是一个文化使者，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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