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探照灯

今日看点（点击查看）《外国文艺》秋日新刊节译诺奖作家莫迪亚诺新作《隐形墨水》

翟永明文学与摄影展在明珠美术馆/光的空间开幕

......

近期，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长篇新作《名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在这部小说里，托宾用现代语言重述阿伽门农之死这一古希腊经典故事，赋予希腊神话中著名恶妇克吕泰涅斯特拉以新的生命，使我们不仅理解她对复仇的渴望，甚至同情她。托宾出色地揭示了她的爱、欲望和痛苦。这是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故事，是后来杀死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的故事，也是她目睹这一切的次女厄勒克特拉的故事。

在为新作所做的跋里，托宾坦言，他写作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笔下人物破碎的灵魂，从他们犹如鬼魅的双眼观察世界。下面分享他为这部新作写的导读与作品选读。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坐在北爱尔兰阿马郡贝斯布鲁克村的公园长椅上，正在积攒勇气去敲阿兰·布拉克的家门。他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发生的那起金斯米尔屠杀中唯一幸存的新教徒。当时我在写一本关于边境的书。我从德里一路东行徒步而来，为最后一章搜集素材。来开门的女子告诉我，她丈夫出门去了，可能稍晚回来，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还有另一家地址，于是去村子那头敲另一扇门。一九九五年，谢默斯·希尼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讲中提起此事（金斯米尔屠杀事件）。他将其形容为“北爱尔兰悲恸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他这样描写那起事件，那名天主教徒“在电光石火的一转念间，在冬季昏暗夜色的掩盖下……感觉到旁边的新教徒握住他的手捏了一把，示意他别动，我们不会背叛你，没人知道你是何信仰，是何党派”。

谢默斯·希尼与他的诗集中文版《开垦地》封面

屠杀事件十年之后，两名幸存者还住在贝斯布鲁克。那位新教徒逃过大难纯属侥幸，而天主教徒理查德·休斯是被放跑的，很快我找到了他家门口。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记得，当我告诉他关于那场屠杀我想采访他时，他震惊而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悲伤。“我从没说过这件事。”他低声说。我点点头，说我理解。“被杀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又说。我转身离开前，问他是否认为他们当时要杀的人是他而非其他人。“换你会怎么想？”他一字一字地问。然后他关上了门。我返回阿兰·布拉克家，找到了他，他说他也无法谈论此事。他刚要关门，又迟疑着说已经拍了部纪念屠杀十周年的纪录片，我或许应该看看。他自己没看过，也不想看，但他可以在自家客厅给我放纪录片，如此我便能了解我需要知道的一切。然而放录像时，他还是留在客厅，和我一起默默地看着。放到那段他说“我知道那些小伙子死了，我知道他们死了”时，屋里的气氛令人几乎无法承受。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体中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萦绕三十年后，终于成为《名门》尾声中的一幕，这是我二〇一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我写《名门》时又开始琢磨这些人。此书将暴力戏剧化为一个螺旋，寄宿于灵魂隐秘之处。小说也将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子女的故事用作部分题材。此事令我们无法忘怀，因为暴力以某种形式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当我开始重读并想象这个故事——克吕泰涅斯特拉遭到阿伽门农的欺骗，阿伽门农告诉她，他们的女儿伊菲革涅亚要出嫁了，但其实她是要被献祭——并不难想见她的愤怒。我也能体会阿伽门农的需求，他的软弱，和他的决心。于是我就能构想克吕泰涅斯特拉如何决定在时机成熟时谋杀丈夫，也能构想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厄勒克特拉对母亲及其情人的一腔怒火，她如何决心也要杀了他俩。在我的书中，我觉得我应该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找到一种坚定不移的语调，一种格杀勿论、绝不姑息的语调，一种无情而残暴的语调。我要为承受了失去和耻辱的人找到一种声音，此人已准备大肆报复，并打算享受复仇的成果。德国艺术家安塞姆·费尔巴哈于年创作的油画《伊菲革涅亚》当我开始研读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晚期戏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时，却发现这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形象更为复杂，她受伤的声音更为困顿且不坚定。另一方面，我重读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笔下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发现自己极为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比她母亲更容易被解读。她的形象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确切感。她就是需求、欲望和愤怒。克吕泰涅斯特拉是领导者，也是制定规则者。假如她活在现代世界，就会宣布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或者坐在转角办公室里签发粗暴的备忘录。她会开启战争，煽动仇恨，但也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感。性格中这两部分的冲突将会成为她的弱点，也会使她凶猛无情。在阴影中仿佛等待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