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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班牙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得比意、法都迟。它的光辉时代是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而且还不够彻底。只表现了反封建割据的精神，而对于天主教会，则并未能使其动摇。基本原因有三
原因
第一，由于长期与回教摩尔人斗争，西班牙人需要拥护国王形成统一对外的局面，所以从年加达鲁尼亚州农民起义，清算了封建领主之后，便逐渐削弱了贵族权势，形成了君主集权。
第二，十五世纪西班牙是海上强国，有许多殖民地，从殖民地商业税中榨取金银，而自已工业却没有大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发展较迟。
第三，对回教的长期斗争和缓了基督教本身的新旧斗争，所以天主教的权力仍然很大，和国王狼狈为奸，设“异教裁判所”，成了国王的重大支柱。在西班牙，与在英德等国不同，天主教教义这时反而得到巩固。
由于以上三种情况，西班牙的中世纪文学传统（骑士文学）一直保持到十六世纪初期而很少改变。到了塞万提斯，才以讽刺的武器结束了骑士文学，表现了“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精神。
代表作家塞万提斯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小说家兼诗人和戏剧家。他出身于阿尔卡拉一个败落的小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曾作过律师，父为穷医生，因而他没有受到高深教育。
22岁时到过罗马，接触“文艺复兴”运动。年西班牙和土耳其大战，他参战受伤，左手残废，留意六年。回国途中为摩尔人巡洋舰所得，被卖到阿尔及尔给回教徒作奴隶。三次谋逃不成，后由基督教商人代赎回国。
西班牙国家对于荣誉军人毫无尊重和照顾，塞万提斯回国后生活非常穷困，曾作过政府小职员，又在葡萄牙当过士兵。在四十岁左右，曾写剧二、三十种，但并未被剧场接受。同时他写了一些牧场小说和恶汉小说，年出版《加拉提亚》。故事情节多系虚构，仍属骑士文学传统。
年在一兵舰上作买办，他算计不精，往往赔帐。又因曾把公款借给商人，商号倒闭，塞万提斯被革职关牢。被释后，年移居瓦尔亚多里一条最污浊的小街一家酒店楼上小屋，成天在闹嚷之中写他在狱中已开始的《堂·吉诃德》，年出版，轰动一时。一年内再版四次，打破纪录。
但他的版权是卖给书商的，他自己并没有得到版税，所以仍然穷困。后因营救一倒在门口的受重伤的人，好心将他搬进屋子，立即死去，因而牵连全家遭捕。被释后只间或写诗。年出版模范小说十二篇，其中大都系当时流行的恶汉小说。
读者渴望他出版《堂·吉诃德》第二部，久不出，有人用假名出了第二部，并讥讽塞万提斯才尽不能写了，同时又诬蔑他曾盗用公款。塞愤极写《堂·吉诃德》第二部，对主人公的嘲笑转为同情，这是作者饱经忧患的结晶。
年冬天出版。他在年四月死于马德里寓所。死后连墓碑都没有一个。从上面的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君主和教会统治之下，文艺如何被轻视，文化人如何受到冷落和迫害。
长篇小说《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的名著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的全衔是《DonQuixotedelamancho》，意思是“拉曼却的瘦脸爵爷”，书名就非常形象。
全书分二卷，在第一卷中作者以戏拟手法讽刺落后的骑士传奇文学，使读者感到骑士制度和骑士传奇的可笑。但在第二部中，主人公的性格深入了，作者不知不觉同情起他所创造的人物来，诙谐的味道减少了。《堂·吉诃德》是西班牙整个社会生活的典型的反映。马克思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着出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
别林斯基论到塞万提斯时说：“它对于小说的唯心论倾向给予了断然的打击，而且使小说转向现实。”这部书不只是对骑士文学的讽刺而且也尖锐地全面地批判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所以它是西班牙民族文化最优秀的遗产之一。
故事是叙述拉曼却地方的没落贵族的后裔吉诃德先生，读了当时大量流行的骑士传奇入了迷，自己想当骑士出去冒险，锄强扶弱，为人民打抱不平。他把祖上遗留的头盔修理好，拿了生了锈的长矛，骑了他的瘦马洛稷南提，又雇了一个附近的农民桑乔·潘萨做侍从，骑着他的驴儿跟在后面。吉诃德又把邻村中一个农女想象为他的女恩主，给她取个名字叫托波索之达辛尼亚。
于是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分出去找寻冒险事业。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地对待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吃了许多亏，闹了许多笑话，然而一直执迷不悟。他把乡村客店当做城堡，把老板当做寨主，硬要他封他为骑士。他把风车当做巨人，和它大战一场，弄得遍体鳞伤。他把羊群当做军队，冲上去厮杀，被牧童用石子打肿了脸面，打落了牙齿。
桑乔一再纠正他，他总不信，认为着了魔法。他又把一个理发匠当做武士，给予迎头痛击，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做有名的曼布里诺铜盔。
他把一群罪犯当做受迫害的绅士，杀散了押役救了他们，要他们到他女恩主那里去道谢，被他们打成重伤。既而要摹仿高卢之阿马狄斯为了情人疯魔，在黑山中去苦修苦炼。他的朋友一个牧师和一个理发师想了许多方法才把他弄回去。在第二卷里他又出去继续冒险，又吃了许多苦头，弄得一身病，他一位朋友参孙·卡拉斯科假装成武士把他打翻了，罚他停止骑士冒险一年，这时他才决心过着牧羊人的牧场生活。
桑乔跟着他当侍从，原本为了堂·吉诃德许他在取得封地后让他当个海岛总督的，跟了他很久，看见他疯疯颠颠，知道海岛无望了，但是觉得他的主人行为可佩，仍然跟着他。后来遇见了一位公爵，知道他的希望，拿他开玩笑，真的叫他去治理海岛（其实是一个他治下的村镇）。桑乔公然也能公正地判事。
但因受不了贵族的种种作弄，感到做官的拘束，仍然弃了官，回家当农民。堂·吉诃德过了半生的梦一般的游侠生活，到了临死的时候，才悔悟地对他侄女说：“现在我的理智恢复了，那由于黑夜白天念可笑的骑士小说而笼罩在我的心头的愚蠢的黑影已经拉开了。现在我懂得那些东西尽是荒唐和欺骗，我只恨自己发现得太晚，没有时间读那些可以启发我心灵的好书来弥补我的愚蠢。”
这一段话就是作者全书的主题思想。作者的目的是达到了，他预定的任务是完成了，而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则成为脱离现实，落后于历史进程的唯心主义者的生动的典型。
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堂·吉诃德》是充满着“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这种思想首先表现在反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上。在中世纪认为是高贵的美德的那种骑士制度，在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里已经成了可笑的、可揶揄的对象了。
塞万提斯在他这小说的第三章里所写的吉诃德先生要求店老板封他为骑士一段，极尽了对于这一制度的幽默讽刺之能事。堂·吉诃德在马槽旁守了一夜甲，还和脚夫们打了一架，然后店老板拿了一本记马料账的簿子当圣经，用吉诃德的刀板在他肩膀上着实打了两下，然后叫一个补鞋匠的女儿给他挂刀，磨谷匠的女儿替他上马刺。这一段描写，简直把骑士制度形容尽致了。
特别是老板说他曾到过格拉那达的通衢，圣卢卡的沿岸，哥尔多华的喷泉，多勒多的下等酒馆作过许多冒险，显过多次身手。这简直把中世纪高贵的骑士比做下流的浪人和恶汉。这种讽刺是辛辣的，尖锐的而且是巧妙的。至于对骑士文学的憎恶，作者是屡次在他的小说里表示得很明白的。
首先他在书的序言里就申明说：“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一种讽刺”，目的在、“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完全摧毁”。通过吉诃德先生的侄女的口，作者又说明骑士小说是毫无根据的，虚构的：“唉，你老人家千万要明白呀，所有这些游侠故事，都是谎话和捏造出来的，应当把它们烧掉，至少也应当给它们穿上囚衣或者加上烙印，好让大家知道，它们理应受到耻辱，它们是伤风败俗的！”
书末他又描写了吉诃德临死时如何悔悟骑士小说的害人。这些都说明作者对已过了时的封建骑士文学是如何地憎恨，因为他对人民起了毒害作用。这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者反对封建割据制度基础上所建立的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的表现。
其次，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还表现在热爱自由的思想上，他曾对桑乔说：“桑乔，自由是天赐给人的许多最可贵的宝物之一，地下或者海里所藏的一切宝贝都不能和它相比；为了自由，正象为了荣誉一样，可以而且应当牺牲生命。”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者提倡自由思想的表现。
再次，作者在小说中也表现了同当时急进人道主义者汤玛士·摩尔一样的那种谴责封建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私人所有制的初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第十一章里，作者通过吉诃德先生的口说：“古代的人叫做黄金时代的那个时候是幸福的，这并不是因为被我们这个铁器时代看得非常珍贵的金子在那愉快的日子里可以毫不费力就得到，而是因为那时的人还不知什么叫“你”的，什么叫“我”的，在那些神圣的日子里，一切都是人们共同所有的。”
他的理想是要回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比摩尔的“乌托邦”还要拉回得远。这当然是开倒车，但在责斥私有制一点上，他把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否定了，是有其进步的一面的。
此外，作者对于当时残酷地迫害人民的司法制度是非常痛恨的。吉诃德先生拿古代他所谓黄金的时代来和当时对比说：“那时候司法是全权的统治者，那时候贪欲和偏私还不敢侮辱和侵害司法，而今天贪欲和偏私都是这样横暴地玷辱、压制和迫害司法了。
个人干涉法律这个念头，法官想都没有想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可审判，也没有谁可审判。”这和拉伯雷对封建法庭的攻击是异曲同工的。所以作者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
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
长篇里作者不但从破坏旧的方面去否定骑士文学，而且同时也在建设新的方面制定了一套“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在第一卷的第四十七章和四十八章里，作者通过吉诃德先生的朋友，那位牧师和一个主教的谈论，表示了他对于小说与戏剧的见解和主张，显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希腊朴素现实主义理论而对中世纪的艺术原则加以驳斥的。主教首先对于骑士书的公式化加以批评。他说：“这一套东西千篇一律，是同一个模型里浇出来的，这本比那一本不会多点什么，那一本比另一本也不会多点什么。”
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这些书千篇一律，显然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生活了。其次，主教又斥责这些书“都是些奇情的故事，只在供人消遣，无关世道人心，和那种可以娱人而又可以教人的道德寓言完全两样。”
可见作者是主张文学是应有评价生活的宣传教育作用的。再其次，主教批评这类书是脱离生活真实的，因而也就没有美：“至于这一类的小说或是书本，往往说到一个十六岁的青年，拿着一把剑，将一个塔一般高的巨人砍了下来，或将他劈为两半，仿佛那巨人是纸糊的一般。你想部分与全体之间，或是全体与部分之问，怎么能相称，因而怎么能够美呢？讲到一个住满骑士的巨大城堡，说它会象一条受了风的船一般，在海上漂流而过，今天晚上才到伦巴底，明天早晨就在印度的约翰长老所治的国中，这种书籍的作者本来是公然说谎，因而他们本来不求精密和真实；我的意见却是，即使是稗官小说，也越是象真的越好，看起来越象容或有之的越是有趣。”
由此可见，作者之所以反对骑士传奇正因为它们违反了生活的真实，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向壁虚构的；而且它们只凭千篇一律的荒谬离奇的情节，惊世骇俗，供人消遣，又没有社会教育意义；而作者所提倡的则是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在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故事情节，有宣传教育作用的小说。
作者把文学的真、善、美三种特点联系起来，这就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理论，而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
同章中，神甫对于当时喜剧的评论，也透露了作者关于喜剧的见解。他认为“喜剧应该是一种人生的镜鉴，风俗的范型，和真理的假象。”因此他斥责当时西班牙流行的喜剧中一些合乎生活真实的处理说：“例如演一个孩子，第一幕出来还是在襁褓之中，第二幕就是个有胡子的成人了，天下能有再比这样荒谬的事吗？又如写老人写成了勇士，写青年倒是个懦夫，脚夫写成了修词学家，小厮写成了枢密院长，国王写成了担水夫，公主写成了灶下婢，天下事的可笑，能有甚于此的吗？再看剧情中所代表的时间和地点是怎样的？
我曾见过一部喜剧，第一幕是在欧洲，第二幕是在亚洲，第三幕是在非洲。若还有第四幕的话，无疑的那结束的一场就非在美洲不可。”这些处理，作者都认为是极端荒谬的，不合乎生活真实的，不合理的。特别是作者还提到有些戏剧把不同时代的人拉在一块儿，世俗题材的剧本也穿插些奇迹进去。作者通过神甫的口批判说：“凡此种种都是破坏真实的，违反历史的”。
从上面塞万提斯通过他小说人物所表达出来的关于小说和戏剧见解，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人们重视现实生活，又由于研究希腊罗马朴素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家们在文学上逐渐建立一套现实主义的理论，他们重视摹仿自然，反映现实，反映生活的真实，痛斥那些脱离生活真实，向壁虚构的，不合理的中世纪传统作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这种新兴资产阶级初期的现实主义理论，或多或少总是带有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局限。就以上面所举对于喜剧的一段评论而言，反对脱离生活真实的臆造虚构，当然对的，但若过分强调生活真实，而忽视艺术概括和艺术夸张，就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因为艺术的真实固然应以生活真实为基础，但又不同于生活真实，这里是必须经过作者和观众的想象力的加工。
舞台并不是亚洲，也不是欧洲，都是通过作者和观众的想象力把它当做欧洲或亚洲某地的。既然第一幕可以被想象为欧洲，为什么第二幕不可以被想象做另一地方呢？强调地点的一致，是对希腊戏剧理论的误解，其极端就导致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三一律，陷入于另一种公式主义的泥潭。
在人物刻划方面，固然应与他的具体身分地位相称，但若只凭人物的身分地位去分类型而不着重通过个性去体现共性，则也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而更倾向于人物的类型化，为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准备了条件。
这就是塞万提斯在戏剧理论方面不够周衍的地方。但这样并不影响他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实践，特别是在《堂·吉诃德》中他创造了两个非常成功的典型人物形象，使他这部作品成为不朽。
长篇中主要人物形象
塞万提斯这一小说之所以脍炙人口，成为西班牙甚至全世界的宝贵文学遗产之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作者的进步思想是通过他所刻划的典型人物形象和具体生活图画传达出来的。作者善于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首先善于透过西班牙富丽堂皇的外衣，表现出人民生活的实况：贵族僧侣的奢侈专横与农民牧子的贫困无权，新的金钱关系的滋长，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方面。
书中包含多个人物，有农民、牧羊人、僧侣、牧师、仆人、客店主、女佣、宫娥、妓女、各式各样的人物，各各反映出不同方面的生活，各有其个性，特别在刻划两个中心人物吉诃德先生和桑乔时，作者精心结构地概括出他在生活中所观察的这两个不同的典型人物。这是有他的独创的特色的。
堂·吉诃德的形象：别林斯基说吉诃德是一个“缺乏一切现实机智的真正智者兼可怜的蠢货。”这就明显地指出了吉诃德先生的两重性格。他反对邪恶，同情被压迫者，要除恶安良。他渴望自由幸福的世界，看出当时宗教裁判的偏私和残酷，这是聪明的真正智者的语言；然而他却不考虑时间、空间，不考虑自己的力量，要用几百年以前的骑士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以致结果不但问题解决不了，反而引起了许多问题，这又是何等愚蠢！
他见义勇为，一往直前，毫不畏缩，再仆再起地对敌斗争，勇敢的精神是高贵的，值得佩服的；然而可惜把对象认错了，把风车当做巨人，把羊群当做军队，桑乔一再提醒他都不承认错误，又是多么可笑！他虽然立意维护真理，主持正义，但他所做出来的恰恰相反，成了非正义的行为，如他把善良的理发匠打跑了，把送死人的学士乱打一顿等等。因此使人们感觉遇上他就是遇着最大的灾难。安德列为了经他救过反被主人打的更凶更多。
这种性格上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他一心想仿照骑士的行为，丧失了一切生活的现实感。这里作者非常生动地刻划出一个唯心主义知识分子的形象，通过这一形象，塞万提斯不但嘲笑了当时迷恋骑士文学的落后的作家和读者们，也同样嘲笑了各个时代的思想落后于现实的、唯心的、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人们，那些强调动机，主观意图，而忽视效果的人们。
这种人在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可能有的，因此塞万提斯所创造出的这一典型是有着极大的概括性的。斯大林同志在《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的答复》一文中就曾经讽刺过“左倾”过火份子，说他们不让吉诃德先生专美于前。由于作者对人物共性的巨大的概括力，这一形象在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但是，同时这一人物又有显著的个性特征，丝毫没有一般化的缺点。首先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外形，声音笑貌，语言行动的各种细节作了真实的肖象描写，使读者好象对这一脸面狭长，高瘦个子，戴着用厚纸补成的头盔，横着生锈的长矛，挺着发霉的盾牌，骑着瘦骨棱棱的洛稷南提的这位愁容骑士非常熟悉，就象一位老相识一样，他的一切，读者都非常了解非常关心；然后作者又抓住他性格上的特殊的地方加以刻划。
如除了接触到骑士行为时他失掉对现实的敏感外，他对别的事则毫不疯癫；说到文学武功，以及牧场故事时，他都津津有味，侃侃而谈，并看不出疯魔之状，但只要行动起来，就糊里糊涂了。这一点是旁的疯子所没有而是吉诃德先生所独有的个性特征，也就是作者用来区别于别的唯心主义者的地方。
当然诸如此类的独特处还多，这样个性特征与共性特征相结合，才使这一形象可能代表很多人而自己的确又是一个生动具体的特殊的人物，有血有肉地活跃纸上。
桑乔·潘萨的形象：桑乔·潘萨是作为反衬吉诃德先生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堂·吉诃德是充满着幻想的，桑乔则事事从实际出发；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派，而桑乔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而桑乔则是一个文盲；吉诃德瘦而长，桑乔则胖而矮。在性格上和形体上桑乔都是与吉诃德相反的形象。
这样互相对衬，使两个形象都更为鲜明生动。但桑乔并不仅仅是被用来陪衬吉诃德的，他自已本身也是有极其鲜明的特殊个性的。
他虽然是一个农民，是一个文盲，却处处表现得比他的主人正确、聪明。因为他一切从实际出发，虽然有小私有者的缺点，然而到他真正被放在治理海岛（其实是一个村子）的地位时，他能够公平、正直、关怀人民、忠于职守，他临走时留话给公爵交代关于治理海岛的事务说：“我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我管得是好是坏，这里有的是证人，他们会说要说的话的。我解决了疑难问题，判决了诉讼案件。
结语
我从未受过贿赂，也从未占过便宜。”作者把当时统治阶级极其贱视的农民，描写成为较之当时贿赂公行，横暴偏私的统治者们要高贵得多，正直得多的人物。作者曾通过吉诃德先生送桑乔上任时的临别赠言，明白地指出这点：“不要因为你是个农家子弟而觉得惭愧，你要知道，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却有好德性，要比一个自高自大的罪人可贵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