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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龍應台在香港大學做了一場主題為「一首歌一個時代」的有關音樂的演講，講述她記憶中的流行音樂，展開了音樂與時代之間的關係的思考：

（10月7日，龍應台在香港大學演講）

龍應台認為歌是有獨立的個性，對於歌曲，沒有所謂的錯讀。歌在發表出來之後，有了自己的生命，錯讀就變成了正讀了。什麼時代唱什麼歌，當你喜歡一首歌的時候，你不要忘記你是處在一個時代的氛圍裏頭，它是有含義的，它是跳動著歷史脈搏的。

龍應台在演講之前先向現場的觀眾拋出了「你的啟蒙歌曲是哪一首歌？」的問題。隨後，她跟大家分享了兩個人的啟蒙歌曲。

一個是有著「華語音樂教父」之稱的台灣知名創作歌手——羅大佑。龍應台笑稱羅大佑是宜蘭長大的「本土貴族」。龍應台說因為小時候的她「連聽歌的本事都沒有」，然而，羅大佑以及他的家族都會許多種的樂器，並使他一生受益。

羅大佑（圖片來自網絡）

龍應台說，這樣的宜蘭貴族的啟蒙歌曲應該不是台灣的閩南語歌曲就是日本的日文歌曲吧，可是沒有想到羅大佑的回答竟然讓她吃了一驚。

羅大佑說，「對我來說一輩子最重要的是音樂，音樂是一種潛意識。她進來的時候，你往往不知道。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聽的第一首歌《綠島小夜曲》就開始了我對音樂的著迷。我爸媽之間講日語，我爸跟小孩之間講國語，我媽跟小孩講台語，我們小朋友之間台語、國語都講。所以我們家是四種語言插來插去。那，《綠島小夜曲》就是在這種莫名其妙的情況之下進到了我的腦子裏面。那個時候我爸爸買了一台收音機，每天都播送紫薇唱的《綠島小夜曲》，這是第一首對我有啟蒙意義的歌。」

竟然是這首年紫薇唱的《綠島小夜曲》！年紀小小的小頑童羅大佑就是被這首歌所啟發。

龍應台說，「你如果是一個外地人的話，這首歌大概就是真好聽的一首情歌。但是，如果你是台灣人的話，你在台灣的那種歷史軌跡下成長，你就會給這一首歌一種不同的負擔。

我們都知道綠島在哪裏，在台東的海灣，用眼睛可以看得到，在太平洋上。從50年代開始，那裏就是一個專門關思想犯的地方。大家比較熟知的，如施明德等都是關押在那裏的。所以，（《綠島小夜曲》）很多很多年以來，在台灣人民心裏來說，它其實是一首綿裏藏針的歌，它只是包裝成愛情歌曲，但是事實上它是含著很重很重的政治抗議的一首歌。

台灣綠島（圖片來自網絡）

雖然在年的時候，它的作曲者周藍萍先生的女兒曾經出來說，就她的研究而言，它就是一首愛情歌，只是她爸爸寫台灣的一首歌而已。但即便如此，單單這綠島這兩個字，對台灣人民（來說），聽到這兩個字，絕對不僅僅是一首情歌。

年，羅大佑在倒扁事件中為大家演唱《綠島小夜曲》（圖片來自網絡）

小孩羅大佑去聽這首好像是情歌的歌，他長大之後對於政治是十分關心的。

到年的時候，他又唱了這一首歌。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場合裏頭呢？是在年號稱有一百萬（台灣）人上街去要求「總統」下台的那個運動裏頭。在「總統府」前的一個大廣場上，幾十萬人坐在地上的那一個場合，他跳上台去，又唱了這一首《綠島小夜曲》。其中，有兩個人坐在地上聽他唱，一個是施明德先生（他在台灣被關了二十五年），另外一位在擦眼淚的女性是宋楚瑜先生的夫人，陳萬水，她已經過世了。

當你在廣場上演唱的時候，我相信這首歌所承載的歷史感和負擔，就不僅僅是一首情歌而已了。」

龍應台跟大家分享的另一個人，是她自己，小孩龍應台，這個在台灣的漁村長大的小孩，她的第一首啟蒙歌曲是什麼呢？

龍應台（圖片來自網絡）

龍應台的父親龍槐生來自湖南衡陽，15歲就離開了家鄉，在衡陽火車站，稀里糊塗地進了憲兵「學生隊」。

龍槐生永遠忘不了離開衡陽的那一幕：當時他的母親匆忙擠入人群，從懷裡掏出一雙白色布鞋墊塞進了兒子手裡，母親本想給兒子做雙新鞋，卻因時間太趕而改成了鞋墊。

這雙鞋墊，龍槐生一揣就是六十餘年，他沒想到這次離開就再也沒能回家。

龍應台的母親應美君來自浙江淳安。年1月應美君匆忙離開淳安，去尋找當時駐常州的丈夫龍槐生。離開前，美君對自己母親只留下一句話：「很快回來啦。」

一年半後，應美君隨著國民黨撤退的軍艦輾轉來到了海南。軍艦上的人要去台灣，可台灣在哪裡，開軍艦的都不知道。艦上的軍官一邊安撫惶恐的士兵，一邊安慰自己說：「去那個叫做台灣的地方，就當是暫時躲一躲雨吧，也好。」可做夢也沒想到的是，這一場雨一下就是60年。

應美君和龍槐生在台灣高雄碼頭找到彼此、同前後流落在這個島上的一百多萬國民黨軍人和家眷一樣，暫別家鄉變成了永恆離別。

龍應台說，「我一直是在日式的房子，榻榻米中長大的。榻榻米的地板是讓人盤腿坐的，但是剛剛倉皇渡海而來的人，怎麼會盤腿坐呢？榻榻米上就放一張藤椅，七歲的我看那張藤椅，怎麼看都是一張破爛（的藤椅）——體重下沉的地方藤條斷裂，破了個洞，但父親坐在那裏，非常怡然自得。

龍應台（圖片來自網絡）

他穿著白色的短袖棉布汗衫。七歲的我所看見的汗衫，怎麼看都像一條破抹布，因為不斷搓洗，薄到幾乎要破，腋下還有一點肥皂怎麼洗也洗不掉的汗跡。

我的七歲，年，是父親因為戰爭離鄉背井，到一個海島上重新求存的第十年。十年中，藤椅斷了破了，汗衫穿到稀薄了，原以為馬上就會回家的希望，逐漸變成了絕對回不了家的痛苦覺悟。

他坐在那個鋪著榻榻米的房間裏，背對著光，光從他後面一格一格的木頭窗子照進來，把他的輪廓變成一個黑色的剪影。窗台上有一個留聲機，黑膠唱片在轉，他在打拍子，跟著唱。他大概已經唱了十年，而我一定已經聽了七年，所以知道他在唱什麼——有不少動物，鳥啊、龍啊、老虎啊。

歌詞：想起了當年／好不慘然；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想當年沙灘會一場血戰，只殺得眾兒郎滾下馬鞍……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腸痛斷……

中間有好大一段，我完全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在唱什麼。但我知道叮叮咚咚過一會兒，要唱到「母親！千拜萬拜折不過兒的罪來」。這時，父親就會從口袋裡掏出那折成整齊方塊的手帕，低頭擦眼淚。

龍應台（圖片來自網絡）

京劇雖然稱為「劇」，卻主要不是拿來看的；懂戲的人「聽戲」，不是「看戲」。《四郎探母》是音樂，是歌曲。而且，對於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失根的兩百萬人而言，它是讓你疼痛、每聽必哭的「流行歌曲」。《四郎探母》的「自思自嘆」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支流行歌曲。任何一支可以讓你一听就崩潰的歌曲，一定是危險的。會「瓦解軍心」的《四郎探母》當然要禁。而編戲、唱戲的人，為了讓戲存活，也有對應的辦法，於是《新四郎探母》就幽默地上場了。編劇加了91個字，就變成一個可以演的戲。

父親在破藤椅裡聽《四郎探母》泫然涕下的光景，七歲的我懵懂不知，幾十年之後才明白，原來那每一個流轉的音符、每一句唱詞，對他，都是最真實的戰火記憶，都是最切身的流離失所；那一個「自思自嘆」的孤獨光景，更是一整代人的定格剪影。

京劇《四郎探母》（圖片來自網絡）

《四郎探母》這一組「流行歌曲」可以流行好幾百年，是因為幾乎每一代都經歷戰爭和流離，而《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確」，正是它藝術成就的核心原因。凡有戰爭，就會有壓迫性的忠君愛國大規範，《四郎探母》卻哀傷地唱愛情、親情，談寂寞和思鄉，在最殘酷的時代裡撫慰人心最柔軟的部分。年輕一代人很少聽傳統戲曲了，我認為那是年輕一代巨大的文化損失。在西方，「傳統戲曲」是活在當下的。希臘的悲劇譬如《伊底帕斯王》、意大利的歌劇譬如《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德國的音樂劇譬如《尼伯龍根的指環》，被全世界當作高級藝術、人類遺產，請問哪一個不是歐洲人的「傳統戲曲」呢？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傳統戲曲就被認為是屬於老年人的、過去的、陳舊的、屬於博物館的不時髦的品味？

歌，往往因為時代的飢渴，被賦予超重的任務。譬如《綠島小夜曲》，一直有傳說，是綠島的政治犯寫的——綠島，曾經是台灣政府專門關政治犯的地方，這首歌裡藏著多少政治的暗示與影射。多年之後，真正的作者終於出來聲明，這首歌的「綠島」指的就是台灣，而歌，就是在歌頌台灣寶島的美麗，如此而已。

歌如歷史，自己有腳。歌，是有獨立生命的。你希望它流行，它不見得流行。你認為它只有一種意義，它鑽入地底，出現時是一種全新的宣示。你希望它演滅，消失，它卻四處流轉，如星火燎原。一首歌，其實就是一個時代。

（本文為龍應台年10月7日在香港大學的演講，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著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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