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东西方文学关系——对话钟玲教授

刘岩王晓路钟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互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最近，个别文化人对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粗言相向。我们感到诧异的同时，更加强烈地认识到，文化之间需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深入交流以及多角度的互识。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钟玲教授有着丰富的跨文化学术背景，内地学者与她就两岸三地和东西方文学文化关系进行对话，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对话于年2月在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举行。

一、做学问，“要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刘岩钟玲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我和王晓路教授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您在台湾和美国接受的教育，还有着在美国、台湾以及香港的工作经历，也在内地许多学校进行过访问和演讲，对不同文化区域有着直接和深入的体验，这一点不仅是您个人的人生财富，对于今天人文领域的学人需要多角度了解其他文化并拥有一种国际的眼光也尤为重要。我们相信，这也是内地许多学者和作家希望了解的。所以，我们想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钟玲好的，也谢谢你们专程到浸会大学来与我交谈。现在内地的民众可以方便地往来于两岸三地，内地许多城市也开通了与台湾的直航，这真是巨大的进步，非常有利于两岸三地之间的深入了解。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你们进行这样的交流。我是在台湾上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小的时候，除了上课之外，自己一直非常喜欢读小说，欧美的翻译小说读得相当多。可以说，翻译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不同国家的小说述说了许多其他地区的世界观、文化样态、社会生活样式和人物心理，因而通过阅读翻译小说，可以间接地了解其他文化，这给我提供了跨文化的理解平台。考大学本科时，我有些独立的思考，没有填报人人填的台湾大学，我想深入学习外国文学，所以报考的是东海大学，因为那个学校是私立的教会学校，教师全都是外国人，师资力量很强。我至今对教莎剧的那个美国老教授印象很深。我当时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了不少英美文学的作品，所以在东海大学期间，我奠定了比较好的英文和英美文学基础。但是我对中国文学依然十分热爱，因为我的民族文化的意识比较强，所以同时选修了许多中文系的课程，如楚辞、李白、杜甫诗歌赏析、中国文学史以及《文心雕龙》等等。这样也有了较好的中文基础，这些课程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东海大学聘请当时著名的中国文学学者来中文系任教，包括徐复观、孙客宽、萧继宗、梁容若教授，他们的课我大都上过。《文心雕龙》是徐复观开的。

王晓路钟教授，教会学校也开设这么多中文课程，真是没想到，而且大学本科阶段还开设《文心雕龙》！现在内地大学中文系在本科阶段是不会开设这种很专门的课程的，只是会提到其中一些片段，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以及叶燮的《原诗》这一类的论著主要在研究生阶段的中国古代文论课程中才会阅读。这些中外文学的课程使您对比较文学逐渐产生了兴趣吧？

钟玲对。其实，中文的修养对于了解外国文化和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何看待一种文化，实际上有一个自身文化的修养问题。台湾的教育是很看重中华民族传统教育的，在中小学的课本中，古文的比重比较大，学生要读《论语》、《孟子》、韩愈、柳宗元等许多经典，另外古典诗词曲的比重也比较大。但你们知道，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是很依赖美国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台湾政治的是美国。所以，那个时候西方文化是主流。我当时也是对西方文化有着好奇心。作为中国人应当如何真正地了解西方，如何处理自己同西方的关系，也是当时考虑的问题。但同时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我在暗暗地想，有一天我要看看中国文化如何影响西方，而不是西方如何影响中国文化。所以大学毕业后，我到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比较文学系学习。那个时候，系上的师资很强，包括教授文学批评的沃农·霍尔（VernonHall,Jr.）、当代欧美文学的赛丽娜·庞德罗姆（CyrenaPondrom）等。比较文学系的课程以西方文学为主，但可选四门外系的课，我就选了三门任教东亚系的周策纵先生的课，包括类书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等。

王晓路我知道，周先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是很深入的，他曾担任国际《红楼梦》研究学会的主席，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很有影响。我在图书馆曾翻看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先生所著《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心智革命》（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领域而言，这本书是绕不过去。周先生在美国开设类书研究这样的课程，真是非常难得的，对像《太平御览》这样的书籍研究大多是内地大学文献学和汉语史专业的研究生才修的。

钟玲是的，周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古籍的了解和运用。我在威斯康辛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与几位同学，洪铭水、王润华等，一同把周先生这部著作的前半部译为中文出书①。另外刘绍铭先生也和我有师生缘，他当时替我申请到研究助理，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因此在研究方法和能力上也得到许多提升。在赴美求学的前一年，我对中国文学、文化影响西方文学、文化的线索感兴趣，这是因为我读到胡菊人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诗僧寒山的复活》。在当时及其后来几十年很少有人进行东学西渐这样的思考和研究，多数的做法是在西方大学里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理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然后就用这样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对文学作品，包括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解释。我反过来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内心深处的反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鲜活地呈现在中国的文学文本和社会文化的现实中，也存在于一些西方的文本和文化现实中，我们不应该只着眼于西方对中国的单向影响。

刘岩您的这种思考不仅在当时很前卫，而且至今仍然相当重要。中、西方文学、文化均有深厚的传统，从传教时代开始，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就形成了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这种长期的、多领域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但中国从近代以来开始大规模地引介西学，此种引介改变着中国固有的知识方式和思想方式，相比之下，中国文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轨迹却较少进入研究视野，这样的研究在年代之前的内地学界尤其少见。记得我在80年代末以比较的思路做硕士论文时，能够找到的参考文献非常之少。当时读到一些台湾学者做的比较研究，如由叶维廉教授作序、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策划出版的比较文学丛书，丛书共计十一种。其中由郑树森教授编辑的《中美文学因缘》对我的研究有直接参考价值，这是在当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比较文学著作之一。这部文集收录了您的《体验和创作———评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文章从王红公（KennethRexroth）对杜甫诗作的选择、翻译原则谈到杜甫诗中的意境对王红公本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尤其是比较了王红公译文手稿的不同版本，这样的文献考据功力令我赞叹不已。我自己在90年代末曾写了一本《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其研究思路是力图追寻中国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线索，但当时在内地很难找到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所以说，您当时对于研究领域的选择是非常有远见的。您毕业以后就在美国工作了吗？

钟玲是的。我在威斯康辛学习了五年，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到纽约州立大学艾伯尼校区（SUNY,Albany）比较文学系做了四年的助理教授并任中文部主任。然后我又回到东方，先后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翻译组任教，在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研究所任专任教授兼所长、外文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其间借调高雄大学西语系做教授兼教务长。近八年又在香港浸会大学做协理副校长、文学院院长、讲座教授以及国际作家工作坊主任。在浸会主要是做全职的行政管理工作。你们知道，香港是英国体制，所有的管理都严格程序化，这样对自己的锻炼也是比较大的。这些年除了行政工作，只挤得出一些时间做学术研究，所以自己的创作几乎是完全挤不出时间了。

王晓路钟教授，您的效率是很高的，您身兼数职，但学术成果和文学作品都这么丰厚，真不知您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您的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中美文学文化关系，能否请您谈一下美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和研究，特别是这种吸纳对美国文化、文学和精神层面的促进作用。此外，美国中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得很深，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主要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多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您对此有何看法？

钟玲我觉得每一个时期都有特定的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的思路。你们知道，18至20世纪是西方文化扩张的时代，所以，西方文化输入到东方是当时主要的潮流，比如：台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地输入西方文化，大陆则是80年代开始。随着这种资源输入的增加，学界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以及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学界的思考往往和区域的经济文化崛起有很大的关系。21世纪中国大陆经济崛起，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就开始受到很大的重视。美国的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的确有很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一点秉承了欧洲的传统；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可能与时代特点有关系，但其中也有许多重要的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参考。我本人的研究源于自己对所生活时代的体验和思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