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小学堂给孩子受益终生的人文底色

文

龙应台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的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公主聪慧而善良，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

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地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李尔王为科德利亚的死而哭泣》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

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两千年九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幸存的孩子在瓦砾堆里哭泣。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沈，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荧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离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这样的社会，即使表面上和谐先进，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本文为节选）

暑期博雅好课

点击阅读原文，立即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