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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大，但是确实很有意思的。两个国家在中世纪时都是轴心，但到了近代就完全沦为二三流国家了，有没有动力和愿望，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的，不然也不会有马志尼和维尼泽洛斯等人去实现复国与统一疆域。但是这两个国家最多也就发展到统一复国的阶段，剩下的发展就已经举步维艰了。意大利虽然获得了殖民地，但是这也是类似于日本的方法，也就是做英国的一只凶悍的狗，英国可以给他们一点肉吃，这就是他们获得殖民地的可能性。埃塞俄比亚就是英国默许给意大利的肥肉，但是意大利自身太弱鸡，所以不了了之。即便有法俄两国给埃塞俄比亚出钱出枪，意大利也是亲自出马，而非用代理人，一支%欧洲制式的“列强”军队竟然会被一支临时拼凑、勉强装备欧械的非洲军队打败，也能看出意大利的外强中干。

意大利和希腊的独立与统一表面上看似是他们本国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正应了那句话“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维也纳体系和普法战争、法奥战争都给了这两个小国以重新统一的窗口期。希腊之所以能够复国，主要是因为英国不希望俄国单独挑起巴尔干解放的大旗，以便通过解放巴尔干获得这些小国的认同与依附。张锡模原先在《聖战与文明》一书中算过一笔账，因为俄国始终处在土耳其的北方，所以沙俄无论给它多少好处，他最终都会倒向西欧等域外强国，俄国本身的贸易能力就不如英法，而自身也不太可能在领土问题上对奥斯曼示好，因为奥斯曼最喜欢借助自身哈里发的意识形态地位遥控和分裂沙俄在高加索乃至中亚的穆斯林征服区，所以俄国本身能给的好处就十分有限，最明显的一个实验就是苏俄刚刚独立后就把沙俄时期夺占的阿尔达汉与卡尔斯两省让予凯末尔，但是在间战时期，土耳其并没有因此而与苏联保持多么融洽的关系，相反，土耳其继续乞求英国的保护，和希腊一样争取协约国两强的庇护；到了法国陷落英国退守直布罗陀、亚历山大港和马耳他等地之后，土耳其人很快向德国抛媚眼，苏联让与土地的事情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张锡模的账算的没错，所以俄国对土耳其的长期政策就是没有任何可能缓和与友好的政策，只有不断削弱与夺取土耳其的势力范围，才能在西欧或其他域外势力完全庇护土耳其之前得到最多的好处，这也是俄国对土政策的核心。这不是短视，恰恰是莫斯科长远考虑的结果。希腊的独立虽然有英国的参与，但是雅典仍然希望与俄国保持密切合作，而莫斯科也没有放过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甚至允许一些希腊人在俄国政府内担任要职，甚至出现了与俄人涅谢尔罗迭同位的希腊裔外交部长，克里米亚战争虽然有英国最值俄国南下的战略企图，但是从小的切口看，未尝不是英国同俄国争夺对土耳其巴尔干属地民族分离运动主导权的一场战争。巴尔干的肢解运动在此之后就掺和进来越来越多的西欧因素，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将瓦拉几亚公国（今罗马尼亚）的主导权从俄国垄断状态转化为“列强共管”。

希腊独立就是英法俄三国在维也纳体系下共同“惩办”奥斯曼与埃及联合舰队的产物，而下来获得区域虽然在今天主流史学界被视作古典文明的摇篮，是文明发迹之处，“风水宝地”，但明眼人一看就是一片荒郊野岭，东罗马帝国时期农业都不发达，谈何文明辉煌呢？而希腊人的中古帝国核心区就在黑海海峡，所以希腊人是不会甘心住在一片穷山恶水之中的，一定要收复旧都才行，但是对于英国来说过早的肢解和消灭土耳其对英国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巴尔干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信仰东正教，而民族又多，所以调节起来最有效的反而是沙俄主导的东正教会；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牧首虽然“遗世独立”，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威性也不得不向沙俄示好，所以一个支离破碎的巴尔干最终很可能形成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牧首为核心的国际调解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斡旋者靠山很可能是沙俄，并且最终依附于沙俄。因为法国是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他肯定会把教皇国排在第一位，只能兼顾东正教；英国就更别说了，是更“离经叛道”的新教，在宗教政策上是不会偏袒他们的。俄沙俄一直寻求自身第三罗马的宗教合法性，所以是求之不得的好伙伴；其次，东正教教义里深深植根着王权高于教权的逻辑，相比于天主教会，它更像是一个衙门，而非“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条已经在匈牙利那一篇的讨论中解释过了，此处不提。所以，他的逻辑天然的亲近一个世俗强权，而俄国虽然贫穷落后一点，但却足以迎合这些需求，无论从现实还是教义上说，俄国都是土耳其解体后的最大受益者，在英国没有想好如何参与分赃之前，它是断然不可能同意开启瓜分的。英国参与瓜分的两个诉求，一是不要破坏英国在地中海-埃及-印度线的利益，而是不要形成一个在巴尔干地区吸收域内资源而壮大的强权。这一条不仅针对俄国，也包括欧陆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只不过因为俄国在当地的主导潜力更强，所以更被英国